李宜庭 採訪/撰稿 徐森城 攝影/剪輯 / 台北市
勞工運動代表人士毛振飛說：「對我來講，每一場都是我很大的抗爭，工時的抗爭，甚至我跟著關廠工人的抗爭，對工人來講就是，他拚一場，搞不好會改變更多的東西。」長年站在街頭抗爭的第一線，他是今年71歲的毛振飛，台灣勞工運動代表人物之一。毛振飛說：「我今天假如沒有，經過煤礦的東西的話，就是我抬過我弟兄，死亡的弟兄，然後我自己也被抬出來過，我會不會價值觀會不一樣，有可能，就是那個人壓死，我把他抬出來，我到現在還能感覺到，他的手是有溫度的。」
帶著華視鏡頭深入礦坑，道出艱辛輝煌的採礦歲月，毛振飛1970年代曾當過六年礦工，入礦坑宛如賭命，更讓他深刻體會勞工的卑微，淬鍊成生命的養分，30歲時他轉職考進桃園航勤維修部，往後投入籌組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並見證台灣數十年來的辛酸工運史。毛振飛說：「到了機場的時候，精神上的壓力非常非常大，他完全是軍事化的管理，周圍的人都互相監控，主管就跟我們講了一句話就是，不好好做明天就叫你走路，煤礦再怎麼辛苦，它是肉體上的辛苦，可是(桃園航勤)那個時候，你看得到就是說，有很多不公平的東西。」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說：「戒嚴時期一切都被壓抑著，彷彿不存在勞工運動，工會是溫順的被馴化的，那當然1987年的解嚴，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把那個時代叫做，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李健鴻說：「在美國壓力下，通過的勞動基準法，讓很多權益受損的勞工，他們有一個合法的根據，跟政府或雇主訴求，解嚴前期已經開始，有自力救濟運動，然後到解嚴的那初期，冒出了非常多的，我們所謂的自主工會運動。」
1980年代，政治箝制、社會噤聲，直到1984年《勞動基準法》通過與施行，長期忍受不平等勞動環境的基層勞工，怨懟終於爆發。1988年2月，過年期間，桃園客運產業工會，率先發動客運業首次大罷工，要求改善不合理的薪資與休假制度。5月1日，台鐵司機員，抗議政府部門違反《勞基法》規定，苛扣加班費，以「集體休假」名義罷駛，罷工人數高達1400人，鐵路運輸癱瘓，震撼全台。1988年5月1日，一位火車駕駛員，在鐵路局人員的說服下，勉強地答應從台北，開出一班自強號火車前往高雄。
李健鴻說：「當時的政府，行政院人事單位他們認為，火車司機就是公務員，不是勞工身分，不適用勞基法，所以他們火車司機員，就成立一個聯誼會，就類似自救會，這一件事情影響非常地重大，為什麼，他是公營事業，尤其是交通事業。」1988年，堪稱工運史上的關鍵時刻，為往後一連串籌組工會，與前仆後繼的罷工潮揭開序幕，新營客運、苗栗客運、高雄客運等員工，都曾發動抗爭，集體的力量，更讓交通運輸罷工，從個人權益擴大到挑戰體制的改變。
李健鴻說：「基隆客運罷工一開始，也是為了本身的薪資跟工時，在那一個抗爭過程發現，哇原來我們的勞動法令，是有限制很多，要組一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要轉向，轉成修法跟政策修改，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轉折。」跨入1990年代，產業出走、資金外移，導致大批工人面臨失業，也為台灣帶來另一波勞工抗爭浪潮。
李健鴻說：「很多關廠的老闆，他們覺得勞基法通過以後，勞動成本變高，關廠的重要目的是什麼，廠房土地賣掉可以賺很多，拿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去投資再設廠。」毛振飛說：「中壢工業區，或是那個龜山工業區，裡面很多的紡織廠就是，一夜之間就關掉了，你聽那個故事就非常感傷，就是有一天老闆，就帶你們出去旅遊，出去旅遊兩三天回來，工廠整個搬光了。」
1990年代，全國關廠工人抗爭潮，遠東化纖新光紡織，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等工廠，皆惡性倒閉，林佳說：「第一波(勞工運動)就是，我剛剛說的，解嚴前後期的那個維權，我要勞基法的權利，那第二波是我老闆不見了，那老闆欠我的錢，該給我的資遣費退休金，該不該給我呢這是第二波。」數家關廠失業勞工，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當年毛振飛跟隨工運前輩曾茂興，一同替工人發聲。
但和平訴求不成，示威手段轉趨激烈，更一度臥軌抗議。毛振飛說：「臥軌只是這樣的前面的，所有行動中間的一段，前面他經過非常多的抗爭，他去勞動部絕食埋鍋造飯，到立法院抗爭，所有該走的路子都走光了，走到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才用最激烈的手段。」已歿勞工運動代表人士曾茂興說：「採取這種方法，可能會吃上官司，那這點都沒有考慮到嗎，哈，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死都不怕了，還怕官司。」
解嚴前後，勞工運動史上一連串血淚行動，從小工人的勇於發聲，再到擴大串，也替後期21世紀的台灣勞動環境，打下改變的基礎。林佳和說：「2000年阿扁執政之後，開啟了我剛剛說到，勞基法特別法時代，很多法律都是誕生在那幾年，勞工運動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動力，是嫌政府改革不夠，或改革方向不對，這是我們說的解嚴後，我把它稱為第三波勞工運動。」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說：「1980年代末期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幾乎每個各行各業，每一種身分的人都有意見，在大學裡面，學生他們要求要自主，校園不能有審查言論，然後比如說婦女，有抗議職場上的不平等，你可以看到說那時候的不滿，其實一致性地爆發出來。」
而台灣的農民也在社運史上寫下紀錄，1980年代台灣農家所得偏低，政府宣布擴大開放農產品進口，農民的不滿與質疑接連爆發。農民運動代表人士林豐喜說：「那時候的農民收入，一年沒有超過23萬，但是那時候普遍的公務人員，跟一般的收入，已經那時候的年代，那時候那個年代，已經超過28萬到32萬了，所以不能比較嘛，一比較的時候就公平性，就差出來差異就出來了，所以那時候的抗爭，就是這樣來的。」
1988年5月20日，全台5千多位農民齊聚台北，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但原定的和平抗爭，演變成嚴重的流血衝突。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邱萬興說：「當時我就站在，(總指揮)林國華的宣傳車上面，哇看到一批鎮暴，四五百名就整個鎮暴部隊，就衝出來了，就看到農民就打，鎮暴車消防車，整個把農民驅離掉，就噴水這樣噴就驅離，那個很震撼。」
「五二o事件」130多人被逮捕，90多人遭到移送法辦，這一場農民運動，也牽動著台灣經濟發展脈絡。何明修說：「是個非常流血大衝突，那農民你會想說，過去從土地改革之後，他們從來沒有聲音過，但是在那時候突然大爆發，也是因為台灣農村有很多問題，農民保不到沒有保險，不像勞工一樣，所以當初比如說520(農運)的，訴求就是說他們要農保，所以很多大家其實心裡，本來想要爭取的東西，以前不敢講的，那時候就順勢講出來，而且是非常非常激進的方式。」
原住民族也並未缺席，1988年8月25日，近兩千位原住民身著傳統服飾，在台北街頭示威，這是第一次「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還我土地運動遊行總領隊夷將．拔路兒說：「憲法裡頭的兩條，168跟169條規定得很清楚，政府應該怎麼樣扶植，跟保護原住民的地位跟權益，但是這四十年來，政府這一些措施都沒有做到。」原住民訴求土地正義，也醞釀了後期的「正名運動」，和「還我母語」的抗爭行動。
而當年帶頭上街的台大畢業生夷將．拔路兒，如今已經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從社會運動戰將，步上從政之路。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說：「我們唸小學國中，在那個年代裡面，我們原住民也都被教化成說，我們也都是炎黃的子孫，我們是從大陸來的，可是在民主的浪潮裡面，經過我們自己的反省之後，發現不對啊，我們的祖先說，我們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所以我們對這個台灣的認同，跟民族的認同，就有一些很重大的改變。」
何明修說：「抗爭很多時候，當然會帶來，很多衝突跟負面代價，但是很多時候，它其實是社會改革的，必要的一部分。」社會意識抬頭，壓抑已久的民眾力量瞬間迸發，人們走上街頭，和國家體制衝撞，改革與訴求不一定成功，但勇敢突圍，將為台灣帶來轉變與進步的契機。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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