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1980年代的台灣，造就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而解嚴後，訴求民主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像是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青年們透過抗議行動，促成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終結「萬年國會」，可以說是打開台灣民主大門的序曲。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並經歷多次和平政權轉移，台灣民眾一次次用選票告訴政黨，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
像是發生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繼「野百合運動之後」，三十年來台灣最大規模的學潮。回看台灣的民主歷程，究竟為我們帶來哪些省思與檢討？
1990年，解嚴三年後的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政治體制卻仍舊封閉，遷台四十年的國民大會從未改選，許多國大代表早已老邁，甚至不良於行，卻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任期延長為九年，並將出席費，從五萬兩千元調高為二十二萬，被外界視為「自肥條款」，老舊的國家機器，跟不上社會全面求變的巨流，3月16日青年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發起靜坐示威抗議。
不滿國大代表濫權，原本十多人的小規模靜坐，在各大學串聯號召下，學生不斷集結，更擴大為五、六千人，台灣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成形，並提出四大訴求，主張國會全面改選。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要求執政當局立即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並提出未來具體的民主改革時間表。」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因為我們的國民大會，就是是一個萬年國會，所以我們應該要談這個制度的問題，所以學生就覺得，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我們學習到的民主的理念，可是從來沒有在台灣落實過，我覺得這樣一個很素樸的想法，那，出來抗爭。」那一年，二十二歲的范雲，是台大學生會會長，也是學運決策小組成員兼總指揮，多年後她仍在學界，為民主撒種。重回中正紀念堂廣場，回憶那段民主改革歷程歷歷在目。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後來不是做了一個台灣野百合的塑像，本來有人說放在指揮台，可是大家覺得它不應該高高在上，那後來就決定放在廣場的中央，因為代表台灣野百合的那個學運的精神，本土的精神應該是從群眾當中長出來的。」
青年學生吹起改革的號角，學運替人民的長期積怨找到出口，也因此獲得廣大迴響和聲援，成為社會一股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動力。交通部長/自由之愛學運發起人林佳龍：「其實學運都有它的理想性跟自主性，所以並不是任何政黨可以操縱，它是站在為社會，尤其是受壓迫者來發聲，在關鍵時刻，學運會扮演一個影響局勢發展的很重要的力量。」
桃園市市長/野百合學運領袖鄭文燦：「當時的學生其實是憑藉著一股，那種理想主義的熱情，認為台灣應該要改變，民主應該要成為這個台灣的一個方向，所以我覺得野百合學運可以講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一個，打開大門的序曲。」
經過五天不分晝夜的抗爭，3月21日，五十多位學生代表和教授，進入總統府和總統李登輝見面，雙方會談四十分鐘之後，達成四點共識。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要我們解散國民大會，事實上總統不是獨裁的，也不是軍人政府，這個是革命政府，哪裡有辦法？將來這個國民大會會改組或是怎麼樣，那個牽涉到將來這個是憲法的修正以後，才可以有這個問題才發生。」3月22日學生撤離廣場，結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總統李登輝依照承諾，於6月28日召開國是會議，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結束萬年國會等結論，台灣民主化進入新的階段，展開一連串「寧靜革命」。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台灣當時的民主運動、反對運動、本土化運動都已經在台灣社會推動了非常久，那你可以說學生是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就是推進，讓它達到的速度更快了。」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在一個很穩定的兩蔣時代的一個發展裡面，人民的聲音其實很少的。那透過了一個非常純真的學運，這種大規模的大家都注意到說，我們在憲政體制上有什麼樣的缺點。那李登輝就趁勢的把這股力量給吸納上來，使得這個民主轉型非常順利的推動。」
1948年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把中國內戰的非常體制帶到台灣，不但架空憲法，公民的基本自由及政治權利都遭剝奪。1991年5月1日，台灣廢止臨時條款，終止實行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對中共的敵對態度，兩岸關係有了新的發展起點，更讓台灣，朝正常民主憲政國家邁進。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各位(國大代表)四十多年來致力維護憲政體制，將成為我國憲政發展史上的光榮的紀錄。」
1991年年底，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全面改選，萬年國會從此走入歷史。隔年5月15日，立法院通過修正《刑法》100條，取消內亂罪、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人民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也為台灣民主憲政揭開序幕。曾因內亂罪遭判刑十年，許信良在1990年獲得李登輝總統特赦，在這一刻才終於卸下肩上的叛國枷鎖。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言論無罪、思想無罪，可是《刑法》第100條是判思想犯、判言論犯，根據你的思想和你的言論，判你叛國罪，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所以廢除《刑法》第100條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讓台灣回復正常，就是讓有言論自由，有思想自由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努力。」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我們在民主轉型的過程裡面，並沒有付出太大的一個代價，比方說戰爭或者是暴動，或者是這個民生凋敝，我們都沒有，因為我們的經濟基礎滿雄厚的，所以在1990年代的這種民主化過程裡面，我們很順遂，經濟也維持還滿不錯，然後民主政治都上軌道了。」1980年代台灣經濟穩定成長，成為改革強力後盾，九○年代初，寫下一連串民主的第一次，除了國會全面改選，還有1994年省長選舉，以及北高直轄市長民選。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第一次根據法律，進行地方自治的選舉，根據行政命令那這個權限大小，這個行政權就有很大的空間。對地方自治來講，至少得到了整個法律的保障。」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今天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代。」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公民直選，完成了台灣民主化，最後一塊重要拼圖，就在台灣跨出民主一大步的同時，卻也得面對中國的威脅，總統直選期間，中共用飛彈，沿岸大規模演習，試圖影響台灣選情，台海危機之後，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劃下不信任的鴻溝。
台灣民主進步黨祕書長羅文嘉：「如果台灣今天沒有中國因素，就沒有一個外來的政權，外來的國家一直壓迫著你，台灣面臨的民主就跟其他國家面臨民主差不多類型，我們可能有裡面比較自由跟保守的競爭，可是因為台灣有多一個中國因素，它會來干預我們的民主，這是非常弔詭，台灣碰到的狀況。」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今天我們有對岸，一個龐大的力量在那個地方，那麼當然它也不放棄武力犯台，也要搞到什麼一國兩制等等。那麼你推動你這個民主的腳步，那麼有哪些地方，你必須按照規範來限制，有哪些地方你不能無限制的擴大，你不能什麼假國家安全之名，來限制你這個民主，那這樣也不對。」
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公元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不是個人的勝利或政黨的勝利，而是人民的勝利、民主的勝利。」2000年總統大選，陳水扁和呂秀蓮當選台灣第十任總統副總統，民進黨取得中央政權，結束國民黨在台灣超過近半世紀的一黨專政，打開台灣政黨輪替的民主新頁。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呂秀蓮：「五十年執政的國民黨下野，所以政黨輪替，第二個陳水扁一開始就覺得要找一位女性搭檔，那麼他就找到我，所以還有一個就是兩性共治。2000年的政黨輪替在這兩方面的意義很大，全世界非常肯定的，因為我們沒有流血，我們完全和平、完全理性、完全合法。」九○年代自由改革後的台灣，內政上走向民主自由，但在國際外交，卻處處受到中國打壓，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中國以強國姿態崛起，兩岸關係成為台灣領導人最艱難，也最需要智慧以對的挑戰。
總統第二任期時，陳水扁提出第七次修憲，凍結與國民大會相關條文，國民大會停止運作，並將公投入憲，另外立委席次減半，選制則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改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架構。
1946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已經沿用超過七十年。回顧憲法歷史，從1991年第一次修憲到2005年，總共歷經七次修憲，儘管憲改與時俱進，但仍被外界質疑，只解決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不足以建構適合台灣，且長久的新憲法。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我們現在一個整個憲法的憲政體制，很多都是從大陸那邊沿用過來的，它還是個大中國的這樣一個概念，如果你動到憲政結構的話，你勢必有時候會涉及到整個國土的認同，或者國家的認同。那中間要怎麼樣來做個調和，我覺得是要花點時間，大家真的要坐下來談。」
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雙首長制經過這個，經過一二十年的實驗，也證明說現在來講，是有些缺點的。我們文官體制需要改革，文官體制坦白講，到目前為止都還不是最好的，我想這就是我們在政治民主方面所需要強化的。」
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爆發國務機要費案，親信及家人也涉入諸多弊案，前立法委員施明德發起倒扁運動，2006年9月9日起，數十萬人穿著紅衣湧上街頭，要求陳水扁下台，後續行動人數屢破紀錄，顯現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很多人覺得今天我已經掌握政權了，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個人民終於當家做主了，他忘記了他過去所反對的東西，正是他現在正在做的東西。他過去反對國民黨那些貪腐金權政治，可是你上來以後，你做的跟他一樣，這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倒退。」
台灣民主進步黨祕書長羅文嘉：「民主的好處就是人民可以做定期的投票，投票是分數打分數，不及格就換另外一個黨，那民主其實在創設的過程中，其實它有一個重要原則，它未必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治理方式，但它絕對是一個避免走向一個人獨裁的可怕的世界。」
2008年，馬英九高票當選台灣第十二任總統，實現二次和平政黨輪替，且國民黨掌握國會四分之三席次，台灣重回一黨獨大時代，2012年連任成功，總統馬英九在五二○就職演說中，提出「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任內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互動交流達到最高峰，但是否影響了台灣的主體性，引發社會質疑。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明顯的感覺到，中國對於台灣內部的自由的威脅愈來愈高，這本來在2000年陸續就可以看到這個狀況，中國直接利用它的政經的力量，特別是經濟的力量，限制箝制台灣內部的言論自由跟表現自由。」
交通部長林佳龍：「中共的滲透再加上一些統派力量的裡應外合，他們事實上是
用民主社會的這種手段，在顛覆民主。(我們)要捍衛台灣的這些，自由民主跟人權的價值跟制度，因為這些跟空氣一樣，當它在的時候，你呼吸你不覺得它存在，當它失去的時候，你沒辦法活下去。」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台灣社會有一種反智現象，不能把什麼責任都推到對岸中國去，如果責任不是從自己、從自身改進起，你就對抗不了外邊那種滲透，所以台灣最重要的就是夯實自己的公民社會的民主基礎，能夠正確地辨別是非，願意去瞭解事情真相，台灣才有希望。」
越來越多年輕臉孔，出現在台灣社會運動中，他們關切這片土地上的不正義，守護環境捍衛人權，爭取勞工權益，更監督司法改革，跳脫早期政黨立場思維，轉型為公民自發性運動，也象徵民意的聚集與發聲。
抗議立法院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黑箱作業，2014年3月18日，四百多名大學生和公民團體成員，衝進立法院議場，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占領國會行動，被稱為「三一八學運」，也因為民眾聲援，將向日葵送進議場，又名為「太陽花學運」。
三一八學運領袖林飛帆：「這二三十年過去之後，其實我們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跟弊病，藍綠兩黨的這個壁壘分明的對立的情境，確實創造了一些新的問題。我覺得2014年就是一個，我們去反省這樣的瓶頸，我們如何面對台灣的民主，怎麼樣走到下一個階段的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野百合的學運，基本上它是一個在中正紀念堂一個公開的，開放的一個空間裡面。可是太陽花學運是在侵占立法院跟行政院的這種情況之下，這是一種暴力的、非法的一種作為，其實完全不一樣，在本質上完全不一樣。」
挑戰法理、台灣年輕人站上社會運動第一線，青澀的臉龐上，找得到和二十四年前、野百合學運青年相同的表情，那股不畏權威、充滿理想的精神，繼續展現在台灣的民主道路上。三一八學運領袖林飛帆：「其實所有各個世代的人在爭取的所有事情，它其實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我們怎麼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別人宰制。」
桃園市長鄭文燦：「這個每個學運的歷史脈絡是不同的，但是精神上是一致的。年輕的世代對台灣更認同、對民主更堅定，我想這也不會走回頭路。」
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為這個兩岸關係，他們真的在關切，他們真的在護衛自己的權利、護衛台灣的權利，證明台灣民主運動在我們這一代真的開花結果。」
1990年野百合的種子，播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帶來台灣民主的春天，經過多年淬鍊，養成人民身上民主自由的基因，而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再次出關播種，喚醒年輕世代的公民意識，更掀起兩岸三地改革浪潮，為香港與中國，帶來強烈的共振。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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