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惠敏 林勳裕 報導
環境保護和經濟開發的衝突與矛盾，一直是大家討論不休的話題，就在世界各國嘗試用磋商，來解決環保與開發的衝突的同時，國內卻爆發了一場圍廠與驅散的流血衝突，環保是不是一定要以圍廠與抗爭的方式來進行，賠錢就是解決環保問題的萬靈丹嗎？大林蒲事件留下了哪些問題讓我們思考呢？
上個星期，圍堵中油大林廠二十五天的高雄大林蒲民眾，在警方的驅離行動中以磚塊、鐵椅、汽油彈攻擊警察，在將近三十分鐘的混戰裡，造成百名警民受傷，回顧二十五天的圍廠事件，居民以中油大林廠，在五月二號晚上發出巨響，並且排放不明氣體為理由，要求中油支付十五億回饋基金，賠償每戶八十萬元，以及優待油電半價，但是根據環保署監測站資料顯示，五月二號中油並沒有造成污染，因此中油據理力爭，始終沒有達成協議。
談判不成加上長時期的不信任感，所以導致不幸的流血事件，其實民眾動輒圍廠、抗爭、索賠，在過去的五年裡，一直是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揮不去的夢魘，在歷年的四十八次重大環保糾紛中，國營事業總共支付五十三億六千多萬元，暫時平息興達煤灰拋海案，中油林園圍廠、反五輕圍廠等環保事件，但是仍然有二十三件，索賠金額高達四百八十億的環保糾紛，困擾各國營事業。
儘管從多次的環保糾紛中，經濟部已經確立污染賠償必須鑑定，有責任就要賠償，如果沒有責任就不能賠償的立場，但是地方民眾在主觀上認定，林園及後勁模式為索賠標準，於是大家競相以能獲得鉅額賠償為能事，忽略了環保抗爭的主要目的，應該是阻止環境污染而不是錢，至於抗爭活動從民眾口中，所謂的理性自力救濟，轉化成為激烈的衝突事件，無可諱言，外力介入和行政部門公害認定標準，缺乏公信力，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就在外力介入的情境下，國內的環境糾紛，讓人存有沒有法律可以遵循的誤解，其實針對公害問題，目前防治有水污染防治法，和空氣污染防治法做為依據，但是面對繁複的訟訴程序和高額訴訟費用，民眾和事業單位都不願意訴諸司法審判，至於新通過的公害糾紛處理法，由於調處再調處和裁決程序還在研擬，所以如何建立速審速決，具有約束力的簡易環保法庭，可能是環保、法學界和政府的當務之急。
當然為了避免環保糾紛惡化為衝突事件，除了法律制度化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從根本的改善污染源著手，其實在環保與經濟並重的政策下，包括中油、台電在內的十大國營事業，已經在全力從事污染防治工作，以台電興達火力發電廠為例，台電在過去的四年內分別增設排煙脫硫設備、使用低氮氧燃燒器和靜電集塵器，大幅降低排放廢氣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粒狀污染物含量，而經過進步的廢水處理程序，過去高酸鹼值含重金屬的排放水，現在反而可以用來供應電廠的綠化用水。
兩年前拋海的煤灰，曾經是最令台電頭痛的環保問題，目前可以堆積在填灰池裡，而為了避免燃煤隨風四散，台電也投資七億八千萬，增設總長三千公尺、高二十公尺的防風防塵網，類似這樣的環保設備，國營事業的總投資經費，已經超過八百六十三億。
雖然如此，工業零污染畢竟是難以實現的，於是在要求低污染的同時，為了增進國營事業單位，和工廠附近居民之間的和諧關係，經濟部從七十七年起開始推行睦鄰工作，以台電的開發電源捐助基金管理辦法為例，過去的五年內總共撥用六十四億元，提供六十三個鄉鎮市區，改善公共設施，如農會大樓、鄉鎮圖書館、學校操場跑道、電視教學和各種硬體建設，讓許多經費不足，偏遠地區的民眾生活方便許多，高雄縣永安鄉永安國中就是受惠者之一。
不過目前睦鄰工作的回饋基金，缺乏嚴謹的使用規則，以致民眾認為公共建設，本來就是政府應該做的，算不上是回饋地方，因此國營事業的良善美意，不僅不能獲得民眾的喝采，反而成為地方派系討價還價、競相要錢的肥羊，所以回饋制度應該法制化和透明化，並且以法律取代現行的行政命令。
社會是不斷的進步，民眾的環保意識也一直在提高，但是環保常識和法治精神，似乎仍然相當薄弱，從大林蒲事件中，我們除了看到民眾罔顧法律，圍堵生產事業進而攻擊警察之外，我們也確實看到行政部門在環保糾紛處理過程中，法律基礎的不夠堅實，因此民主社會想要持續繁榮，環保與經濟發展想要兼顧，健全法治應該是政府與民眾共同努力的目標。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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