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
國界邊緣人(2)（中央社記者黃自強沙巴27日專電）「mata（警察）！快跑！」對向車道姐妹大聲吆喝，東馬沙巴拿篤（Lahad Datu）街頭十字路口乞討的巴瑤族婦女比賓（Bibing）一溜煙地四竄逃逸，這是人數近百萬的無國籍人士生活日常縮影，沒有公民權與謀生技能，淪為東馬平行線下國度幽靈，成為隱形勞動大軍。
同樣場景也發生在百餘公里外接近海邊的數百公畝油棕樹園區內，大批隱身於此的蘇祿族或巴瑤族人以大海為家，與怒海拚搏捕魚，但不同於在市區利用車輛停等紅綠燈空檔乞討或蹲坐餐廳洗碗黑工，這群漁民是獨力和大盤漁商以物易物謀生，為沙巴海鮮產業撐起半邊天。
馬來西亞共有13個州屬和3個聯邦直轄區，被南海分割成西馬與東馬，西馬指的是北接泰國、南銜新加坡的馬來西亞半島，而東馬指的是位於婆羅洲島上的砂拉越（Sarawak）與沙巴（Sabah）。
無國籍人士問題數十年來都是當地國會議員或州議員關注焦點，演變迄今的關鍵因素仍在能否取得身分證？抑或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這個問題隨著國界劃設與全球化快速發展越發嚴重，不利於他們以34萬8000平方公里的蘇祿海（Sulu Sea）為家，並頻繁往返菲律賓南部島嶼與沙巴東海岸的傳統生活方式。
1970年代，菲律賓南部動亂，大批無國籍人逃到沙巴避難淪為難民，多數為蘇祿族（Sulu）或巴瑤族（Bajau），以及終年居住在船上以海為家的海巴瑤（Bajau Laut）族群，這群人迄今發展到第3代或第4代，多數沒有合法身分。
在首府亞庇（Kota Kinabalu）與拿篤從事洗車業多年的台商陳庚全說，無國籍人士與當地人混居生活數十年，這在亞庇抑或東岸拿篤、斗湖等城鎮，是既有的過去式，也是現在進行式，更是不變的未來式。
●社會底層廉價勞動力
大馬文史工作者謝坤笠認為，為數眾多的蘇祿族或巴瑤族等無國籍人士移居岸邊生活雖長達數代，試圖奮力與所謂西方的現代化接軌，但在都市邊緣掙扎注定淪為經濟弱勢族群，成為社會底層的廉價勞動力。
陪同記者深入無國籍人士居住村落的志工形容，零工、粗工與黑工的「三工模式」是一成不變的標準生活模式。
鄉村發展合作社（KPD）旁樹叢空地的村落裡，有著蘇祿族和巴瑤族血統的蘇菲亞（Sofia）說，她的先生在工地從事扛水泥包、攪拌水泥或釘板模等工作，多半是3天或兩週短期工作，平均日收入馬幣70令吉，比起餐廳洗盤子賺取馬幣20令吉來說要多出3倍，算是相當不錯的收入。
2004年從菲律賓偷渡到沙巴的蘇祿族人蘇哈妲（Suhaideh）顯得幸運許多。她很快在華人餐廳找到工作，底薪馬幣300令吉，如輔以獎勵金與小費能獲得月薪馬幣800令吉，這份高收入羨煞同族朋友，但最終為了愛情，違反員工間禁談戀愛規矩，只得重操舊業回歸工地。
蘇祿族青年烏穆克（Ummuk）認為，無國籍人士沒身分，工作難找，遑論穩定收入，只能在當地人稱為「地盤」（粵語）的建築工地，從事搬運磚塊和板模等粗重活，他多年來不斷在亞庇各工地打工，隨時搬「家」，新家是利用廢棄木板、塑膠板搭棚居住。
「雖然這是粗重體力活，但工作難找，也有女性在工地和男性一樣工作。」
連日不斷的雨勢讓烏穆克將身體挪進「屋中」不會漏水區域說，他們是從事地下經濟的黑工，沒有工作准證的身分經常受警察騷擾；更慘的是，警察往往在發放工資當下現身，猶如「貓捉老鼠遊戲」的惡性循環。
另外，蘇哈妲在訪談中也不諱言躲避警察是無國籍者必備生存技能，但當回憶起昔日在商場打工曾遭警察要求交付馬幣500令吉罰金的盤剝行徑，仍顯得氣憤難當，「即便我再三請求網開一面，最終不得已被迫花錢消災」。
身為社會底層勞動力大軍，今年45歲卻早已升格為奶奶的蘇祿族普瑪（Putma）對生活窘迫顯得十分無奈，她指著舉目可見用木板和塑料板搭建的家徒四壁「房舍」苦笑說，「這種收入吃得飽嗎？」
她說：「吃飯真的是要看有沒有糧食，一家老小食指浩繁，情況差時僅吃一餐，幸好有『希望彩虹』（Rainbow of Hope）學校幫忙，一天能有2到3餐」，雖儘量讓第三代的孫子有飯吃，但最多是利用紅蔥、辣椒摻米飯裹腹，如果是襁褓中小孩只能煮稀飯下肚。
9歲的最小女兒席帕（Silpa）當下也正享用「豐盛」下午茶，用切塊的木瓜配著辣椒、沾醬油吃飯。
看起來遠比實際年齡蒼老的普瑪有10個小孩與20個孫子，身為全家的經濟支柱還得照顧全身紅腫發癢、患有嚴重皮膚病的先生，以及整整7個月沒有工作並患有肺結核的第3個孩子。
●賒帳還貸供需模式
無國籍人士位居社會經濟底層，但有獨特的賒帳還貸供需模式。多次走訪「黑區」村落的「希望彩虹」學校董事主席蔡威雄（Mark Chai）觀察說，無國籍人士生活拮据，勒緊腰帶度日，少數腦筋動得快的村民在積攢少部分資金後，會在村落開設販售日常用品的雜貨店。
他表示，這種雜貨店不能和亞庇市區的超市貨架商品相比，都是生活中最必備品，村民以人力方式步行到市區購買，扛回村內販售，村民先賒帳購買使用，等到打零工賺錢之後再分次攤還。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賒帳還貸供需能獲村民青睞，暫時度過眼前生活難關，因此，類似模式也在拿篤油棕園區內的穆罕默德（Muhammad Noir）雜貨店出現。
這裡是距離亞庇400公里外的拿篤油棕園區。記者在拿篤經營漁貨批發的台商葉宗欣引路下，乘著四輪傳動吉普車、行經水坑泥濘顛簸崎嶇路面超過2小時車程，最終在橫越泥黃河海口的狹長獨木橋後抵達一望無際油棕園區內的Tagupi Dara村落。
今年50歲的老闆娘魯胡妲（Nurhuda）表示，村落周邊住著許多蘇祿族或巴瑤族的無國籍人士，雜貨店是他們的生活中心，交換各種生活資訊，也是漁貨集散地。
魯胡妲說：「村民生活不易，漁貨不穩定，我提供記帳簿讓阮囊暫時羞澀的村民賒帳購買米麵或日用雜貨，再用漁獲交換扣款。」
部分村民在記者採訪過程中陸續現身，一名帶著小朋友的媽媽拎著一大袋白米，熟練地拿出紅色記帳簿，讓老闆娘記帳扣款；另一名購買香菸的巴瑤族人則拿出綠色記帳簿讓老闆娘記錄買了多少包香菸。
穆罕默德說：「香菸對這些村民來說是打發時間的精神食糧。」
葉宗欣補充說，他們委請穆罕默德的雜貨店收取漁貨，讓老闆娘抽取利潤作為報酬，簡單的說，方圓數百公尺內的漁民都是用魚貨換取日常用品，彼此信任，不會賴帳，村民與雜貨店間長久以來建立起賒帳還貸供需模式，對多半沒有受教育的無國籍人士來說，以物易物是再合適不過的商業模式。這對蘇祿族夫婦也極具生意頭腦。
不過，賒帳還貸供需模式，雖適用於鄰近海邊的交通不便山區或油棕園區，卻難以在亞庇市區和巴基斯坦移民競爭。巴基斯坦商人多半持合法簽證入境，擁有敏銳生意嗅覺，以集團方式化整為零，深入當地人普遍不願踏進的黑區村落，抑或遊說當地村長作為代理人，協助開設雜貨店售賣生活用品。
當記者在亞庇沙巴大學（UMS）附近的「黑區」村落與蘇啥妲訪談之際，巧遇進入村落補貨的巴基斯坦商人，這些巴基斯坦商人是兩人一組進村補貨，肩上扛著諸多日用貨品。蘇啥妲直言說：「巴基斯坦商人在這裡開雜貨店，賺的簡直是暴利」。
「我們的進貨成本就是商店售價，非批發價，沒有折扣；我們沒有車輛，如果還要搭車來回成本，本錢就更高。」
蘇啥妲認為，巴基斯坦商人經常進入村落賣布料、化妝品、簡單藥物，只要村民提出需求就會拿進村落販賣。她以電風扇或手機為例，說明巴基斯坦商人「價格就是翻倍」，諸如馬幣500令吉手機的售價變成馬幣1000令吉，村民先支付馬幣200令吉貨款，其他分期償還。
身為底層經濟的無國籍村民只能被迫接受這種看似合理的「勒贖」。
包括普瑪奶奶與鄰居村落瑪爾（Mar）有心開設雜貨店謀利，仍以失敗告終。普瑪強調，他們的價格沒有競爭優勢，生意一落千丈，巴基斯坦商人銷售模式進駐村落，形成牢不可破銷售網絡，等於「壟斷整個無國籍村落市場」。
●城市發展負面印記
無國籍人士在東馬西部的亞庇或東岸拿篤、斗湖或仙本娜等城鎮，各有其生存模式，由於受到身分限制，沒有辦法光明正大進入東馬沙巴市場就業，領取合理的薪資報酬。
諸如部分沒有進入城市打黑工的巴瑤族或蘇祿族，仍能在離海灘不遠處蓋起簡單木屋，仰賴出海捕魚交換漁貨為生，但在城市打黑工的無國籍人士顯得命運多舛，連三餐溫飽都大有問題。
亞庇市區餐廳老闆私下說，這裡不時就會有街童乞討，向行經路人乞討金錢，其他諸如拿篤或斗湖地區也有同樣問題，這對城市發展來說造成困擾。
沙巴人對這群無國籍人士態度正反兼有，期盼政府拿出解決方案。2020年1月沙巴金馬利（Kimanis）國會議席補選，人民復興黨提出沙巴臨時證計畫（PSS）取代俗稱難民證的IMM13等混亂證件，這項計畫在補選失利後即無疾而終，凸顯解決之道仍遙遙無期。
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SUHAKAM）今年3月發布「馬來西亞半島的人權與無國籍研究報告」（Human Rights and Statelessness in Peninsular Malaysia）指稱，委員會雖從2015年以來已接獲1291起和無國籍者有關的檢舉案件，除從法律等宏觀角度對無國籍者了解有顯著成效外，仍鮮少關注他們其中的生活經驗。
大馬首相署部長阿莎麗娜（Azalina Othman Said）說，隨著人口增加與技術的快速進步，沒有公民身分的人將繼續孤立地生活，並失去應擁有的機會。（編輯：陳承功）1120727
新聞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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