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陳鎧妤台北24日電）香港實施國安法後新聞環境巨變，學者表示，當局以法律控制媒體，煽動罪較國安法影響更大，記者及受訪者自我審查增加，要判斷紅線在哪。但仍有記者堅持下去，就是要報答曾經成就自己成為記者的人或事。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今天在台北飛地書店出席「時代的記錄者—對香港媒體與新聞記者的觀察」講座時，作出上述表示。
李立峯表示，以往中國大陸要影響香港媒體，會透過籠絡媒體老闆，但媒體老闆未必會深入管理媒體日常運作，而且以往中國大陸對香港管控不會太嚴，因為香港是中國大陸與世界資本經濟體結合的橋梁，所以有很長時間香港跟其他中國大陸城市不同，如香港可以悼念「六四」。
但中國大陸也發現，有些媒體老闆不接受籠絡，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很多網媒也不受影響。
不過，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中國可能因為國策改變，維護國家安全變得很重要，再加上不是所有媒體老闆都接受籠絡，當局變成以法律來控制媒體，香港國安法就是其中之一。
李立峯表示，香港國安法不是常常被用來對付媒體，除了以此拘捕黎智英及蘋果日報多名高層，另一條法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國安法的，就是煽動罪。
他說，煽動罪的界線很廣，「引起對政府仇恨都屬於煽動，說兩句批評政府都可以是煽動」，再加上未來「基本法」23條及規管（監視管理）眾籌（群眾籌資）將立法，都對媒體有影響。
他說，政府不一定經常行使這些法律，因為成本很高，但可以產生預防作用，令記者及媒體自我審查。
李立峯表示，過去數年香港媒體看自我審查發生變化，不單是自我審查多了，而且意義變得不一樣。
他說，以往香港媒體即使有自我審查，都會包裝成不是自我審查，前線記者感受不到。但過去2年媒體的自我審查已不再包裝，有年輕記者曾向他說，中階管理層把審查的要求坦白地說出來。
社會的自我審查也影響媒體運作。李立峯說，現在要找一個獨立法律界人士評論國安法，基本上不可能。這就出現一個狀況，即使記者願意報導，也沒有人願意評論，而匿名受訪對新聞操作有影響。
自我審查過程中還衍生一種被李立峯形容為「愛與道德的審查」。他說，今年5月底的敏感時間，一名記者訪問他一個敏感議題，之後該名記者在刊登前把整篇報導給他看，他感到驚訝，因為在新聞自由原則下記者不會這樣做。原來那位記者是想保護他。
他說，以往記者認為自我審查是負面的，但現在記者對自我審查的看法也不同。
李立峯說，自我審查跟風險評估及管理有關。風險評估及管理有很多方法，如香港明報刊登讀者投稿的觀點版，由2022年開始增加一段編註，說明如文章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政策的錯誤，促使矯正，「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他以往做研究訪談時，曾問過記者覺得紅線在哪裡，有記者說，唯有留意法庭審訊過程，檢方提出的證據，檢方的言論，以及法庭的裁決。在公民社會中，人們會留意親中報章對什麼人點名。
李立峯說，評估風險後，大家便會想：是否繼續做下去？如果繼續做下去，怎樣做會較安全？
對於有人說香港已沒有新聞自由，他並不認同。他說，香港新聞自由狀況確實較之前差很多，現在是一個很高壓的狀態，但只要自己仍在這個位置上，都可以問自己空間在哪裡？能夠做什麼事？願意承受多少風險？之後就是考慮如何管理風險這些實際操作的問題。
他說，做研究訪談的時候曾問過記者，堅持下去的意義是什麼？有人屬於鐘擺論，即相信總有一天環境會變好；有人屬於當下主義，即現在能做就做，不要想將來，「曾有一名蘋果日報記者說，蘋果停運後轉投立場新聞工作，因為知道立場新聞有天會停運，不做便沒機會做」。
他說，另外，有人是貫徹身分，就是「我是記者就做記者的事，直到最後」，有人屬於報答論，「就像要報答香港新聞界讓我成為記者，或是報答香港」。（編輯：曹宇帆）1120924
新聞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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