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舒喬 採訪/撰稿 吳伊哲 林洧旭 柯冠丞 攝影/剪輯 / 台北市
2025年，有兩起酒駕致死案件，再度震撼社會。三月時在台中，一名無照酒駕的駕駛，撞死正在外送的大學生，一審法院判處肇事者十年有期徒刑；另外，十二月時發生在台南，酒駕駕駛在清晨，衝撞垃圾車，奪走一名清潔隊員的性命。兩位年僅20多歲的年輕人，就這樣止步在人生最燦爛的階段。根據交通部統計資料，截至2025年8月，台灣因為酒駕造成的死傷人數，為5797人，這個數字和2024年同期，6095人比較，減少了4.9%。但數字下降，並不意味風險降低，當世界各國，早已把酒駕視為不可觸碰的紅線，台灣卻仍不斷地付出血的代價，致命事故一再重演，讓許多無辜家庭天倫夢碎。法律與罰則，執行與落實，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酒駕，生命的代價，請看我們的深入報導。
酒駕受害者家屬陳先生(2025.12.10)說：「昨天開完庭，從台中回台北的路上，我跟天上的兒子說，為了幫你討公道，爸爸已經盡力了，不論結果如何，希望你都能安心地，在另一個世界，當快樂的小天使，我也很感謝這輩子，能有你這麼乖又優秀的兒子。」
新聞片段(2025.3.11)說：「23歲吳姓洗車工，無照酒駕撞死在台中實習的21歲高醫大陳姓男大生。」2025年3月陳姓學生，在台中兼職外送時，遭一名無照酒駕的吳姓男子，闖紅燈撞上，送醫後不治身亡。一起酒駕意外，讓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從此天人永隔。
法院一審宣判的前一天，陳姓學生的父親南下台中，出席最後一次言詞辯論庭，他特別穿上兒子的襯衫，以及在醫院實習的白袍，就像帶著兒子一起參與庭審。陳先生(2025.12.9)說：「都說白髮人送黑髮人是最痛苦的，好不容易培養一個小孩，在醫學院快要畢業了，最後就這樣因為一個交通事故就沒了。我不需要他的賠償，我也不接受他的和解，我只希望法官國民法官，能夠判最重的刑責。」
攤開台灣酒駕死傷統計數據，每一頁紀錄都是血的教訓。2014年酒駕死傷人數高達18097人，2024年雖然傷亡數降到9243人，但數字背後仍是9千多個家庭心底最深的傷痛。喝酒不開車是喊了多年的口號，醉不上道卻仍然有人心存僥
台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祕書長高淑真說：「酒駕最可怕的是什麼，它就像是捷運站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來，從什麼地方來。而對於受害者以及家屬，最大的衝擊就是，我跟你也是無冤無仇。」
新聞片段(2025.12.16)說：「23歲女隨車員剛出社會，清晨出門工作，卻遭酒駕男子撞死，從此天人永隔。」
高淑真說：「我沒有辦法接受，你奪去了我家人的性命，然而對於酒駕受害者家屬來講，任何的處罰刑罰包括賠償金，我想我們感同身受是沒有辦法接受，因為就算一命換一命，你怎麼換回我的家人。」
陳先生(2025.12.9)說：「其實台灣的酒駕致死的刑責，大家都知道最重只有10年，過去的判例從來沒有判滿10年過，最多9.5年。這麼惡劣的酒駕，一條22歲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子葬送掉，然後我們家屬承受這麼大的痛苦，對方(肇事者)也是22歲、23歲，他就算關了10年出來，他也才32歲。我兒子也是22歲，他如果活到80歲，你說他還有多少年可以活，這樣的司法判決，這樣一個對於酒駕的懲罰，完全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所以我希望法官，體諒到家屬的心情，更重要的是，要回應社會的期待。」
高淑真說：「有關於刑期這件事情，不管判幾年，對家屬來講，一生都沒有辦法接受，因為我的孩子活得好好的，我的媽媽活得好好的，你奪去他的生命。所以刑法這一塊司法這一塊，是最後一道防線，只是對加害者，對肇事者的懲罰，是國家對他的懲罰。」
根據法務部統計，2019年到2023年間，全國酒駕案件裁判確定，累計超過20萬人，其中高達9成6，被判6個月以下徒刑，平均刑期只有3.6個月。即使酒駕致人於死，法定刑度可判3年以上，但過去5年，實際判決平均僅37.8個月，多半落在最低門檻附近。
高淑真說：「是法典過輕嗎，其實問題是出在於判刑過輕，為什麼，法官針對酒駕致死的案件只判處最低的刑度，也就是3年這樣子的本刑。我們知道處罰是為了要預防，如今判刑的刑度，只有在最低門檻的時候，對於酒駕犯罪者或是累犯而言，有一個有效的遏制跟處罰作用嗎，也因此我們會認為說，司法機關必須針對酒駕案件的判刑量刑，必須要有一個建議的刑度。不然這樣一判下來，我的家人離開了，被你撞死了，結果你只被判了3年2個月，你服刑到一半就可以出獄了，對我們家屬來講，情何以堪。」
律師呂俊杰說：「酒駕致死的立法規範，它是一個故意加過失的結合犯。意思是說，你酒駕是故意，但是這個死亡結果，不是你故意要造成，你是不小心造成的。酒駕上路的人，大家都會覺得，他上路他不會想要撞死人，但是我必須強調，其實這個思考層面，跟我們其他案件的標準，會發生不一致，因為刑法的故意，不是只有直接故意，還有所謂的未必故意。現在法律對於酒駕致死，到底有沒有辦法，再進一步，或者在有一些科學數據的驗證下，能夠讓我們去判斷，他其實是具有未必故意殺人犯意，那這樣刑度才能做比較合理的提升，那對家屬來講，我相信也會比較能夠接受判決結果。」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副教授陳高村說：「從受害者立場來講，一定是要得到應該有的處罰，傳統的想法叫一命抵一命。但是整體的如果就刑法，其實它有一定的制度存在，酒駕的違規處罰，以現在來講，是所有違規行為裡面處罰最重的，你再給它加重，請問一下酒駕可以嚇阻嗎。而且有一個問題，今天罰得再高，反正他沒錢繳，沒錢繳你怎麼辦，就要去執行嘛，請問你有那麼多的地方要關嗎。」
新聞片段(2025.9.27)說：「蔣姓駕駛喝酒還開車，不是第一次，民國109年、110年也酒駕上路。」
高淑真說：「酒駕為什麼數字降不下來，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累犯，這些累犯大概占酒駕族群裡面的四成，然而在這四成裡面，大概有七成是有酒精使用疾患的問題，比較白話一點就是說，他們有酒癮的問題。那這一些累犯，因為他有酒癮的問題，所以你儘管怎麼罰他關他，讓他去上課，不能駕車撤銷吊銷他的駕照，他一旦喝了酒之後，就是喝了就上。他們是有酒癮的問題，必須要幫助他，必須要改變他，改掉他這樣子的飲酒習慣，才有可能把酒駕的數字降下來。」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說：「也就是說我們常講說，啊我不會那麼衰啦，我不會那麼倒楣，這一次我不會被抓到，所以其實從心理學學習的角度去看，這種行為的發展，在去除上是比其他行為要更難很多。假設你有20次(酒駕)經驗，你只被提醒一次，甚至有些人少少地被抓到一次，這個我們叫做部分增強，也就是說這個是最難戒的。」
呂俊杰說：「我們認為要改變一個人的習慣這件事情，沒有辦法透由司法裁判去做處理，它必須要有一個行政的管理制度，譬如現在國外有所謂的酒精鎖，國內也有，但是我們國內的酒精鎖，它的強制力有所不足。我們會認為，如果今天他是一個曾經觸犯酒駕的行為人，其實透由一段時間酒精鎖的鉗制，或者是要求他在一段時間，他開車就會經過酒精鎖，那他就會去思考，他要不要找代駕，或者會改變他的行為方式，那這樣他才會避免掉，他以後再犯酒駕的這個問題。」
台灣從2020年推動酒精鎖制度，原意是防堵酒駕再犯，但效果有限，關鍵在於酒精鎖只適用於少數酒駕累犯，還得等到吊照後重新考照，才會被要求安裝，加上安裝費用全由駕駛自付，監管機制與行為輔導配套不足，酒精鎖擋住了車，卻沒能真正改變，酒後駕車的犯罪行為。
陳高村說：「執行酒精鎖，那酒精鎖是買斷嗎，酒精鎖不是買斷，推動的力道太強，民眾的壓力又來了，說你圖利廠商。當然呢，如果我們所有的採購制度，或是我們制度訂定的，都是很公平的，也不必避諱嘛，那只要你是為了公益，為了安全。」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駕不僅處罰駕駛人，也適用同車共責規定，明知駕駛人酒駕，仍搭乘同車或同騎機車，且未加以勸阻，可處
相較日本的酒駕連坐法，學者認為，要真正預防酒駕，關鍵仍在源頭，例如酒店或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他們回家的交通安全，理應由雇主負起責任。陳高村說：「以酒為行業的老闆，負責人其實他應該也要有這個思維，顧客都可以提供所謂的叫車或代駕，那為什麼我們的員工，我們不能給他辦交通車或代駕呢。」
華人社會長期存在的飲酒與勸酒行為，潛移默化影響了每個世代，但家庭和學校教育，卻鮮少著墨於酒精對人身安全的危害。預防酒駕若從源頭著手，首先要改變不良的飲酒文化。沈勝昂說：「我們酒駕撞傷的都是別人，所以當你在講處罰的時候，其實你要提醒他說，你撞傷別人或導致別人死亡，跟它帶來的結果，跟你是同時在發生。」
高淑真說：「當酒駕發生的時候，有關於醫療的治療跟急救，包括之後的司法處罰都太慢了。悲劇已經發生了，前端的預防才是最重要的，那前端的預防，我們說的教育宣導在哪裡，真的必須要從頭開始，從孩子開始就要先做。再來就是我們的刑法，我們的法律，要不要再延伸一個連坐法，我都覺得我們可以努力，為什麽，因為我們不想再看到悲劇發生了。」
陳先生(2025.12.9)說：「一個台灣社會，普遍都已經知道是不能夠去觸犯的行為，酒駕零容忍這樣的社會認知之下，還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真的很希望，我兒子是最後一個因為酒駕喪命的人，未來台灣都可以有更安全，更好的交通環境。」
酒後駕車不只是違規，而是可能奪走無辜生命的行為，它留下的是無法挽回的悲劇，也是許多家庭一生的傷痛。酒駕必須嚴懲杜絕，不該成為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那些血淋淋的教訓，更不該一再上演。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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