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六四事件，讓中共當局學習到要把「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即使今天的中國看似經濟開放，但仍然堅持一黨專政，以維持政權的穩定。近15年來，中國民間陸續發生零星的「公民運動」，像是有維權律師挺身替民眾爭取權利，但卻面臨中共的大肆打壓。從1989到今天，中國的民主化道路，30年來，前進了嗎？而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面對《香港基本法》的緊箍咒，又如何在荊棘中前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申經濟改革開放，扭轉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在面臨西方撤資，國際共產陣營崩潰與蘇聯解體，所採取左傾、緊縮的態度，確定了「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路線。獨立學者、時任《零八憲章》簽署人崔衛平：「但是人追求民主化，這是一個人的天性，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等，所以它不可能被壓抑掉，所以這個能量慢慢地，就在體制外又聚集。」
1993年，曾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的秦永敏，在北京參與發起《和平憲章》運動，提出平反六四事件和釋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隨後，他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
1995年，民運人士劉曉波等人起草致全國人大的《反腐敗建議書》，接著又提出「六四」六周年呼籲，並且與出獄兩年的王丹等人發起聯署，結果一干人被監控軟禁，王丹再度被捕入獄。
1998年，曾參與八九民運的王有才與異議人士徐文立、秦永敏等人，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獨立學者、時任《零八憲章》簽署人崔衛平：「他們是在1949年共產黨統治以後，第一個組黨的行為，而且是公開的行為，他們當然最後也被打擊得很厲害，都被判重刑，11年、10年、9年不等。」
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2000年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跟我們中華民國，都試圖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或者是西方國家可以藉由世貿的議題
針對中國的人權議題來施壓，江澤民在處理中國境內民主運動時，一方面打壓，可是看情況不對的時候，他就拿這些人當成籌碼，去換取國家的利益，送到國外去，減低異議人士在國內影響力。」
這時期經濟改革也促使當時的公共出版和媒體有限度解放，出現不少「半官方報紙」或「市場化媒體」，不僅引進自由主義的論述，也開始報導跟民眾切身相關的時事議題，例如公共安全、食品安全、醫療權益等事件。獨立學者、時任《零八憲章》簽署人崔衛平：「比如廣州《南方周末》叫「異地監察」，報導惡性案件，我不報導廣東的、我報導外地的，所以這樣在廣東就能過關。社會性報導出來以後，它也需要評論跟上，怎麼去認識這些議題？所以自由主義的學者們，就把個人權利意識就放到了關於具體案件的評論當中。」
2003年，媒體揭露湖北青年孫志剛遭廣州執法機關收容拘禁，被毆而死。當時 律師滕彪等人挺身而出代理案件，聯名致書中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最後，中國政府廢止收容遣送制度。這一年，多起攸關民眾權益與公共利益案件，陸續被媒體披露，許多維權律師、有志之士以法律和實際行動，協助個案、捍衛公民權利，也因此2003年被稱為「維權元年」。中國維權律師滕彪：「維權運動它和過去的民主運動，有一點區別就是，它和民眾的基本權利、基本自由連在一起，通過一個一個的案件、通過一個一個的事件去推動，去捍衛公民的權利。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也試圖去推動法制的進步。比如說推動基層人大代表選舉，比如說我們發起新公民運動這些，包括後來《零八憲章》運動這些，都是推動民主的一些努力。」
2008年，劉曉波聯合中國異議人士與維權人士，發起《零八憲章》簽署運動。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結社集會、言論與宗教自由等。獨立學者、時任《零八憲章》簽署人崔衛平：「當時簽署《零八憲章》第一批是303人，我也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在經過那麼多年公民運動之後，人們的膽子比較大了，所以直接提出政治上的要求。最嚴重的就是劉曉波被抓，然後還有《零八憲章》另外一個起草者張祖樺也被抓了，但他就在12個小時後回來了。」
然而中國當局卻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擾亂社會秩序」及「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大肆抓捕維權律師與異議人士。像是發起新公民運動，倡導公民以非暴力方式，維護自己權益的法律學者許志永，先是遭到軟禁：「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在這荒誕的時代，就是我的三大罪狀。」，而後在2014年，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入獄4年。
2015年7月9日開始，中共公安當局更在多達23個省份，進行大規模逮捕。中國維權律師滕彪：「最嚴重的就是強迫失蹤，然後判刑，受到酷刑，甚至有維權人士像曹順利，就是在關押期間死亡。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比如說我的太太和女兒，在我離開，在我到美國之後，他們被中國政府扣押，禁止他們出境等等，把他們作為人質，來對我進行懲罰和威懾，希望我閉嘴，不要再繼續做這些關於人權的事情。到習近平上台之後，他的打壓就更加恐怖，已經遠遠超出了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的那種打壓的力度，所以是一種全面清洗式的，一種摧毀式的打壓，現在維權運動雖然沒完全被消滅，但是處在一個低谷。」
從六四事件至今30年，中共學到的，就是要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貫徹所謂的「維穩」，導致中國民主改革與人權狀況的倒退。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習近平上來之後，進行打擊貪腐，他其實對內，事實上是一次的政治整肅，所以延長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這個做法讓中共黨內民主希望破滅掉了，以現在中國現狀體制來說，不可能有人有能力，透過全國人民大會的自由投票，取代習近平了。」
以中國目前的狀況，經濟發展似乎不必然帶來政治民主，這也使得一海之隔的台灣，必須審慎評估每一步。八九民運研究學者吳仁華：「因為他拿著幾千顆導彈對著你，所以說，中國民主化，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是跟你們沒關係，他是你永遠迴避不了的鄰居。他如果變得民主化、變得理性的話，對你是有利的，是符合台灣現在跟未來的利益。如果說中國民主化以後，他要說公投決定武力犯台的話，至少有很多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可能也會站出來，去說一些客觀中立的話。」
獨立學者、時任《零八憲章》 簽署人崔衛平：「跟中國經濟的交往，可能會帶動台灣或者香港的經濟，但是有個潛在的危險，它不可能僅僅帶來經濟利益，必然帶來的政治那樣一種運作，所以這是雙刃劍。」
中國在政治、經濟、媒體、文化、教育，方方面面都深深影響著台灣和香港，中國能不能擁有民主自由人權也都關乎著台港的未來。
香港在六四事件之後的30年期間，仍然持續以示威遊行、舉辦紀念活動等方式，呼籲平反。中研院民族所前副研究員、時任香港大學社會系教師丘延亮：「六四對香港，特別是民主運動跟社會意識的成長是正面的，當時是這樣想，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希望。」
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職的丘延亮，帶著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聲援，他曾經是台灣白色恐怖案件的政治犯，後來獲得平反。他回顧這30年來的香港，感到既焦慮又悲傷。中研院民族所前副研究員、時任香港大學社會系教師丘延亮：「末任港督彭定康就說，香港到最後會所謂真正的淪陷，變成任何一個中國城市之一。最主要的是，香港內部有人出賣香港，就是被一個中國，大的政權威脅或者是害怕，或者這樣投靠過去，而目前香港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香港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基本上它(中國)統戰的重點，就放到香港的工商界上頭，中國大陸的經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就愈來愈大，事實上你也看到了，它北京政權跟香港大財團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
經濟方面，香港對中國過度依賴，而在政治方面，對香港威脅最大的緊箍咒，就是爭議不休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香港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所謂顛覆、洩露國家機密等，令一般的香港市民感覺受到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過去30年發生了兩個大事情，一個大的事情就是2003年7月1日，香港的社會有一個大遊行，反對《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基本上反映了香港市民對自己的核心價值，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估計起碼是超過50萬人了。2003年7月1日，然後是2004年元旦、2004年的7月1日，前者大概有30萬人遊行，後者估計也有5、60萬人。」
然而，哪些人能獨攬提名權，公民能不能參與，全都掌握在北京當局的手裡。
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1997年主權移交《香港基本法規定》，2007年香港人民可以通過自決的方式來決定行政長官跟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式，中共透過北京中央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動解釋基本法，偷渡了一大堆制度性的障礙，所以讓香港人針對立法會議議員的全面普選跟行政長官的全民普選，雙普選、真普選的距離，愈拉愈遠。」
香港人所珍視的公民自由、權力分立、公平正義等，民主核心價值正在萎縮，未來的香港到底該怎麼走，成為新世代香港人必須思考的課題。
而台灣30年來的民主歷程，又能夠為中國的民主化、香港的自治權，帶來什麼樣的啟發和影響呢？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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