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璇、謝德瑾 / 台北市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經典名作，但關我什麼事？」時常是觀眾對於舞台劇的疑惑。於是，四把椅子劇團把與當代台灣切身相關的元素，例如近年中台關係以及華人孝悌觀念，一一放進作品裡頭，甚至重寫契訶夫、易卜生原著的西方經典劇作，將本地脈絡偷渡進從古到今的人性劇本裡頭，演出不只精彩絕倫，更是發人深省的故事。
期待成為劇場交椅的中二少年
「四把椅子」劇團，在十多年前由許哲彬和一群同為台藝大戲劇系的學生組成。最初的四把椅子，只是四個喜愛劇場的好朋友之間的玩笑話：「你以後當劇場界的第一把交椅，然後你、你和你是第二把、第三把交椅、第四把交椅。」在學時期，四把椅子就已存在並一起創作，而當畢業之後，對劇場仍有興趣的眾人，決定申請政府立案，成為正式的劇團。
「在十年前、我那個年代，台灣大部分選擇戲劇系的學生，其實都不太了解戲劇系是什麼。」許哲彬說：「大家帶著一個『可能跟電影電視、成為藝人有關』的模糊概念進去。」而大家入學後才恍然大悟，戲劇系的領域，原來是劇場。生長在中南部的許哲彬，自己正是這類型的戲劇系學生，原先想讀廣電，卻誤打誤撞在進入劇場後，才意識到廣電和戲劇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許哲彬表示，自己看的第一齣戲，也是在來了台北之後才接觸到的。在台灣著重升學體制的氛圍裡，藝術教育幾乎是被犧牲掉的，也因此學生及民眾普遍缺乏藝文素養。即便課堂有安排藝術課程，也都只是用生硬不靈活的教科書填鴉，因此許哲彬認為，真正培育自己藝術涵養的，是大學時在公館咖啡廳打工的日子。
該咖啡店是過去九Ｏ年代，台北非常重要的藝文場所，而當時在此打滾的文青，如今在各個藝文領域是深具影響力的人物。「也因此我在那個咖啡店打工的時候，從他們和老闆身上汲取到很多書籍、音樂、戲劇等等的知識，其實那個時期，我才真正大幅度地在藝術層面有所長進。」許哲彬回憶。
不能用觀賞電影的方式看待劇場
由於台灣的文化及社會氛圍中，藝文往往不會被當作是日常的一部分，也因為沒有深厚的藝術認知，台灣人也較習慣電影敘事，劇場內的表現手法相對抽象，對大眾而言既抽象又模糊，以致於劇場與生活帶有隔閡，關注表演藝術的客群成為小眾。
「我們會想跟觀眾對話彼此有興趣的事情，所以我們近年都傾向採取跟當代社會較為切身相關的題材。」許哲標表示，劇團將比較接近台灣人生活的內容加入戲劇中，比如說，二Ｏ一五年的《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 (和她們的 Brother) 》，故事背景就設定在中南部土豪家庭的家道中落，裡頭還隱約提到近年與中國在政治上的尷尬關係。
「這件事情對所有台灣人來說，都是可以即刻辨認出的事情，畢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這是四把椅子劇團成員們的共識。
當經典名著發生在當代社會
《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 (和她們的 Brother) 》改編自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三姐妹》，原著背景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俄國，一群活在小鎮莊園裡的人，渴望去莫斯科想去城市裡面工作。
重寫的版本則將《三姊妹》的時空背景移到了當代台灣的南投，輕鬆帶入卡拉OK、宅廢物、憤文青、中台關係等在地元素。劇中的大姊為了操持家務，不得不考慮出售已逝父親的賓士車、央求舊友協助檢視家中的基金投資，具體描繪中饋之事的一面；家中唯一的男孩子面臨遠赴中國工作的抉擇，即使心中有所抗拒，仍難以抵擋時代的潮流。改編的新劇將契訶夫對日常的細節捕捉，以及對現實的牢騷詠嘆，順利移植到台灣社會。
劇裡也反映了華人社會的重男輕女的觀念：長子認為賓士車是爸爸留給「我」，所以反對賣車，強化傳統男性中心的家庭觀。他對女友謊稱自己在家中工作開視訊會議，姊妹們還得幫他圓謊、維持體面，甚至妹妹表示要取代哥哥去武漢工作，也被姊姊們所阻擋，要她在台灣找工作就好。大姊被阻止在家中有決策權、女性被反對在職場上有更大的發展。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則來自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群鬼》。作品抓住了原著的「神」，置換到台中一個富裕人家的「形」裡頭。原著的「神」談的是挪威典型中產階級家庭的偽善，和家庭成員間的相互折磨與精神摧殘。
而重寫的「遙遠東方」版本，闡述的則是由王梅君一家的生活，帶出風光的顯貴家庭背後的千瘡百孔。她的先生是外人中典型的成功人士，是個用善款幫助孤兒院的富商，私底下的他卻當著兒子面前與學校老師偷情。活在丈夫出軌陰影下的王梅君，轉而在鬼影幢幢的豪宅裡以愛之名控制兩個兒子。在這裡，人人都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在見不到光的屋子裡，日復一日過著例行卻雖生猶死的生活。
《遙遠》一劇剖析本土文化，聚焦在儒家思想扭曲價值觀和倫理，探討當代親密關係中的病態行為，精準地探討華人世界裡的人際和家庭規範，而這樣乘著「愛」的詛咒，無論我們認同與否，都無處可逃。
拒絕做「關我屁事」的作品
「重寫經典」系列的發想，起源於許哲彬在英國讀研究所的日子。當時的他在劇場文化繁盛的英國，開始質疑起台灣戲劇系研讀並重演的經典名作，自己讀的到底是「戲劇系」抑或「西方戲劇系」呢？人們會關切這些不合時宜的他國故事嗎？這些情節對台灣人的經驗世界而言，或許其實是沒意義的？
搬演莎士比亞或契訶夫這些台灣人其實根本就不認識的作家作品，內容自然就會與民眾形成隔閡，「我自己去看戲的時候，也會覺得說，為什麼要花一兩個小時在聽你講十九世紀的挪威發生什麼事情？」許哲彬並不諱言：「講白一點就是，我們在拒絕做『關我屁事』的東西，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想要看這樣的演出。」
但倘若把經典依著年代和風氣等現實狀態，把不合時宜的名作改編成「二十一世紀台灣版」，要如何呈現給觀眾看見？甚至對我們的土地，產生什麼意義？許哲彬和簡莉穎談論過這些狀況，決定拿兩人共同喜好的契訶夫《三姊妹》進行重寫一個經典劇本的嘗試。
得到的回響是，讀過原著的人，以戲劇系學生和外文系學生居多。「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知道這些原著的觀眾，當然會抱著一種對比的心情來看，雖然有的人買單、有的人不買單。就曾經遇過觀眾反應，在契訶夫的原作裡，時間是重要元素，《三姊妹》的故事漫長，劇裡總共包含四幕。「但我們的三姊妹是獨幕劇，劇中只經歷兩小時而已，他們會覺得這件事情為什麼沒有改編進去。」反對的回饋並非壞事，而是讓劇團認知到，原來每個人會在意的事情都不一樣。
而當沒有先驗知識的觀眾來看，則會以為「這是一個原創作品」，沒有人發現改編自西方，翻譯腔或是文化隔閡好像成功被洗掉了，這令劇團感到心意意足，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做出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產出。
「反正我直覺創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好玩、要有『好想趕快把它做出來跟觀眾分享』的那種感覺。」許哲彬笑著說道：「作品就是創作者的延伸，如果作者勉強而痛苦，作品也就不會開心到哪，接著觀眾一定也能感覺到那份痛苦。」無論任何形式的創作，只要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愉悅，缺乏熱情和嚮往，作品就沒有足夠的特質與觀眾溝通。劇場藝術在台灣舉步維艱，四把椅子的作品仍總是大賣，大抵就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在不言中的力量吧！
採訪側記
那天採訪完畢，有幸留下來和導演談了兩個小時的藝術、劇場、教育、政治、新聞、夢想種種議題；談夢想時，還獲得一段深入人心的金句：「如果你現在需要的是價格，我就做這個價格裡面還有價值的事情；如果你現在需要的是價值，我要在價值裡面看到我值多少價格。」從採訪到聊天，無論是知識到精神層面都獲益良多，在兵荒馬亂的成長路上，尚有餘裕獲得一個豐收飽滿的午後。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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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經典劇作 搬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生命力新聞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新聞來源：輔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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