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娟 採訪/撰稿 張書堯 攝影/剪輯 / 台北市
在台灣，有一群20歲以上，40歲以下的青年，他們在職場拚搏努力求生，卻依舊掉到「貧窮線」下。
大學剛畢業的七七，和男友一起在東華大學附近租屋，不只省房租，三餐也是能省則省。受訪個案七七說：「本來是想要做肉絲炒木耳，可是就省錢，我們就買薑炒木耳就好。我們會先看即期品區，因為它會打7折，因為收入不多嘛，就是要減少開銷，生活品質跟物慾也都是要減少。」
晚餐時間，兩人聊的日常瑣事，說的彷彿是自己的未來。還不到30歲的七七，畢業兩年，做過幾份工作都是臨時工。就業目標，她只鎖定短期的非典型工作。受訪個案七七說：「本來是在診所櫃檯打工，一天做4小時一個禮拜上4天的班，遊戲的陪玩或者是語音聊天，賺一點點額外的小錢。我大一的時候聽說，老師界已經飽和了，你想要進去學校當老師，還得塞紅包給校長，我就想說算了，這不是我要的生態。」
畢業於國立大學教育系，還沒進入到職場，就先聽說未來就業環境的黑暗，於是她放棄當老師，走自己的路。受訪個案七七說：「以目前來說就是非常勉強，然後沒辦法存到錢，比起過得很拮据，我根本沒辦法接受賣命工作的生活，如果那種生活才不是窮忙的話，我好像寧可選擇窮忙。」
存不了錢，也自認自己是窮忙青年，七七坦言從來沒有規劃自己的人生，考慮一輩子都不做正職工作，賺錢就辭職去旅行，沒錢再繼續找打工。
受訪個案七七說：「父母那一輩他們有嚐到甜頭，對我而言，我覺得我再怎麼努力，我都沒有辦法像我的父母那樣的成就，或者那樣的成功賺大錢，你只要願意努力，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感覺。現在太多的變動性，金融海嘯、裁員失業風波、通貨膨脹，然後房價中國、兩岸關係等等，我會很害怕我就算努力了，然後也沒有一個好的成就，或是賺大錢。所以如果我就宣告我躺下來，就不是我的問題。」
七七的男友，明年即將從法律系畢業，對未來的人生，同樣感到希望渺茫。受訪個案瓜皮說：「應該說我肯定會是窮忙族，我不想要做那種，可能進公司普通的工作，我就是想當個創作者。像是我媽就會說，這樣子以後不穩定，要是到30歲還在打工怎麼辦，從來沒有想過未來會長什麼樣子。我覺得我現在，就有太多的問題要解決了，我沒有餘力去管那麼後期的事，我也不知道很多的報酬是什麼樣的，因為在我世界可能一小時時薪是170(元)呀，(貼圖)我從5月上架，到現在它們應該讓我賺了8千塊台幣。」
設計貼圖賺外快，其他時間，瓜皮寧願花在攝影上，在未來實現創作的夢。為了夢想，寧願當窮忙青年，在八九年級族群中很常見。受訪個案老宅說：「目前(工作)大部分是吉他彈唱比較多，那有時候會去當別人的樂手，可能是鼓手或者是鍵盤不一定。(工作)不太穩定，因為我們都是接活動，那平均大概2萬出頭吧。」
離開台南家鄉，來花蓮念大學工作至今10多年，30歲以上40歲未滿的老宅，堅持自己的表演理念，他只能從事兼職工作。受訪個案老宅說：「如果說我還想繼續做表演這件事情，那可能就不太適合去接正職的工作。像這個月我就沒有在那邊(酒吧)駐唱，就變成我要去找其他的工作，然後讓自己活下來。現在藥師助理這個工作，以我目前的階段來說，它的意義主要是在於「活下去」，可以活到2月，明年2月之後還不知道。」
就算生活隨時會斷炊，成為窮忙青年，這是老宅自願的選擇。受訪個案老宅說：「下班時間，還不能準時回家還要加班，你賺到的錢，其實好像也只能讓你，剛剛好地活下來，起碼我不用做這些事情，對現在生活狀態不能說滿意，但我接受它。如果說要檢討為什麼年輕人愛上班不上班，那也許可以反過來看一下，他們上班可以得到什麼。」
不想賣命，不談未來，崇尚自由，這彷彿反
台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古允文說：「背後所隱藏的，剛好就是台灣整個勞動市場，到底是不是能夠滿足大家期待的問題了。越到現代社會你就會發覺到說，有時候並不是我們懶，有時候是社會上面，要找到適合的工作不太容易。發展太快了，你可以看AI一出來，說不定很多過去我們所習慣的，已經學習到的工作技能，說不定就會被AI所取代。這個勞動市場上面的年輕人，他不太能夠再像以前那樣，畢業了學的一技之長，我可以吃10年、20年、30年。」
記者徐敏娟說：「青貧窮忙族，幾乎成為新時代年輕人的代名詞，他們對於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動，以及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感到力不從心。再加上不希望生活被工作給占據，因此他們寧願選擇活在當下。」
2002年，台灣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總薪資是3萬8千元，10年間增加到4萬1千元，成長7.8%。但消費者物價指數，2022年是負成長，更是近10年最大減幅，增加的薪資被通膨的物價吃掉，讓年輕人的體感貧窮更強烈。
蕭媽媽帶著兩個女兒，接受社福團體協助，住在台中租來的公寓，沒有固定工作，租菜園，偶爾靠賣菜為生。受訪個案蕭媽媽說：「我不想被人家看不起到處打工，只要有打工機會，我曾經一天兼3個工，你必須要去面對它，想辦法來處理它而不是來逃避它。」
生長在單親家庭的嘉嘉，半工半讀扛起家計。受訪個案嘉嘉說：「大學就要付書籍費那些，其實跟前面高中習慣的金額是完全不一樣，因為已經沒有政府的補助，所以就變成壓力是加倍上去。我現在大二，所以我現在就是盡量不拿家裡的錢，反而是給家裡錢的那一個，因為媽媽身體狀況不好，所以變成說我暑假放假去打工。」
正在就讀法律系的嘉嘉，在弱勢家庭中長大，目標是當上檢察官，為了改善家裡的經濟，她顧不了未來有什麼變化，只能奮力前進讓自己成功脫貧。台灣的貧窮定義，和許多國家都一樣，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60%為最低生活費標準，一旦達不到就掉進貧窮線下。
全台灣的最低生活費是1萬3288元，每個縣市的貧窮線
因為《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標準，包含家庭人口和收入列計，把無聯繫的父母，或無實質扶養的子女都列入計算，這包括遺產和不動產，無收入者也全都預設為有虛擬收入，因此產生的貧窮黑數，通通被排除在外。
反觀歐盟，就業時數和機會不足，都是貧窮計算的因素。古允文說：「虛擬收入這個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取消，其實它有點是政府機關的方便，有工作能力，它就假設你有基本工資，所以它就不用去查證，造成台灣社會救助一種畸形的現象。社會救助太難進了，所以你好不容易進來的人，你不會想要離開，那不想離開的意思是，他脫離不了貧窮。」
貧窮線下，一張張辛酸無助的面孔，牽動人心，消除貧窮是世界各國懸而未決的難題，需要政府和社福團體協力扶助，接住下墜的人們，讓他們有勇氣為生活奮戰，搶救斷裂人生。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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