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欽 羅益民 報導
最近蘇聯的政局可以說是瞬息萬變,令人目不睱給,上個星期在短短三天的流產政變之後,戈巴契夫復出,八人幫被捕,緊接著上個周末,戈巴契夫宣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解散共黨中央委員會,並且禁止共產黨員在政府部門,和軍隊裡活動,就在這個世界最老的共產黨接近瓦解的時刻,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也紛紛要求獨立,使得蘇聯大帝國也眼看著就要崩潰,這對蘇聯、對共產國家,甚至對全世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就如英國文學家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穿過七十幾年漫長幽暗的歷史甬道,蘇聯人民第一次抬頭發現,一向遮蔽著天空的龐大黨機器,意識形態的巨靈和無所不在的控制符號KGB,都在一夕之間土崩瓦解,在短短幾天之內,各共和國紛紛禁止共黨活動,蘇聯各地的共黨英雄銅像一一倒地,整個蘇聯境內的反共潮流彷彿潰堤一般,波濤洶湧,衝的共產黨員有如過街老鼠一般,時移勢轉,一向以黨建國的蘇聯大帝國,也在瓦解的邊緣。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共產黨的黨機器,就伴隨著蘇聯大帝國一起成型,我們也可以說,這個二十世紀最龐大陰冷的帝國,就是由黨機器製造出來的,從第一代的領導人列寧開始,蘇聯充分實現以黨建國,以黨領政領軍的領導規範,第二代的史達林,和第三代的布里茲涅夫,也一直服膺集體化生產、集權化管理的統治方式,而且以鬥爭為歷史演進的教條,因此在七十幾年的帝國統治裡,充滿了腥風血雨的鬥爭和權力更替,更充滿了恐怖肅殺的高壓和整肅。
一九六○年代,介於史達林和布里茲涅夫之間的赫魯雪夫,曾經企圖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他在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中,發表祕密演說,抨擊史達林,平反數百萬在史達林時代,遭受整肅的受害人,並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次的黨大會中,通過了新黨綱,批准七年經濟計劃,在這個野心勃勃的新黨綱裡,赫魯雪夫宣稱要在十年之內,使國民生產毛額超過美國,並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平,但是一九六四年他到黑海度假,一場黨內政變使得他的改革夢想終告幻滅,而這一次當改革者戈巴契夫,再度遭遇跟當年的赫魯雪夫一樣的渡假政變時,蘇聯人民不禁擔心幽長的黑暗時代又要降臨,因而激使人民走上街頭。為了守護苦苦等待的自由民主,以血肉之軀奮勇抵抗坦克槍砲,相對於赫魯雪夫改革的失敗,戈巴契夫的改革到底多了那些成熟的條件呢?
以目前蘇聯經濟凋蔽的情況來看,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顯然並沒有成功,但是從共產黨垮台的角度來分析,民主改革的成就卻是空前的,而政治與經濟雙軌並進的改革方式,也受到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因為不甩脫共產主義的包袱,所有的經濟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蘇聯民主改革的成功,必須歸功於戈巴契夫和葉爾辛,他們兩人就像載動民主列車的兩個巨輪,帶動了蘇聯的民主改革,也像接力選手一般,先有前面的戈巴契夫起步推動,再由葉爾辛接棒衝刺,終於使得蘇聯的民主改革運動,露出了曙光。
蘇聯這位共黨老大哥倒下來了,此時此刻北京的小老弟,心裡到底怎麼想,這幾天莫斯科街頭倒下的列寧銅像,使人不禁想起北京街頭,依然凝視著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畫像,有如門神一般鎮守著廣場上,可能爆發的民主洪流,為什麼一樣風起雲湧的街頭,莫斯科可以開出民主的花朵,北京卻結不了自由的果實?
有人說歷史是循環的,但是要等待歷史再走回來,不知還要等待多久,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去了,廣場上只留下民主的血跡斑斑,卻看不到民主的花朵,我們或者可以說,天安門民主改革的種子吹到了東歐,先在東歐國家開了花,又在莫斯科街頭結了果,而這個果實有沒有可能,再度輪迴移植到中國大陸呢?
以台灣的角度來看待蘇聯的變局,我們當然樂於見到共產主義的土崩瓦解,但是蘇聯變局所帶來的全球秩序重整,和蘇聯政局進一步的演變,都值得我們審慎評估,掌握時勢,而更重要的是,中共做為共產集團新的老大哥,將會在政治上進一步激化它的控制手段,強化意識形態,與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共產政權為鄰,我們必須在外交和國防戰略上更積極拓展,加強佈署,以免成為它困獸猶鬥的犧牲品,但是我們也應該加強交流,以和平轉化灌溉等待生根茁壯的自由民主之花。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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