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期望在自由台灣落腳、重建自己的家園。下一段節目、我們繼續帶您來傾聽另一位流亡者的心聲。她是來自非洲烏干達的「茱麗葉」，因為女同性戀者身分、慘遭凌虐，而千里迢迢逃難到台灣來。茱麗葉、在台灣，是否能如願、重獲新生？
流亡者、離鄉背井、逃難到台灣，每個人都經歷過一段心酸的過往！像是來自非洲烏干達的女子、茱麗葉，只因為她是一位同性戀者，在家鄉、就慘遭性侵、並且被民眾丟擲石塊、凌虐，差點喪失寶貴的性命。而她的同性伴侶、則遭到殺害。為了逃離性別迫害，她飛越九千多公里、好不容易才逃來了台灣。一起來關心：台灣這塊自由的土壤，能不能讓茱麗葉、不再悲傷？
流亡詩人貝嶺:「對於華人，或是中國的難民來講，這是他們首選，台灣是最適合流亡者，或者難民，逗留的地方。」
流亡者茱麗葉:「這是我唯一的選擇，因為你知道當你要逃離迫害，當他們要殺你，你不能選擇想去的地方。」
流亡者龔與劍:「雖然過得很飄泊，很坎坷，所有我受的一些苦難的話，我覺得就是，在這個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我必須要承受的，我要付出的這些代價 。」
何處是家? 在台灣的流亡者
2014年2月，烏干達的報紙，竟刊登上百名， 同性戀者的姓名和照片，斗大的標題寫著「吊死他們」。流亡者茱麗葉:「在我的國家不能有同性戀，因為他們相信同性戀是不正常的，他們是撒旦，他們是邪惡的，他們有惡的靈魂。」
在非洲烏干達，2014年政府簽署反同性戀法案，原本打算判處死刑，但受到國際強力譴責後，
改判最高處無期徒刑，茱麗葉遭到社會集體的性別壓迫，欺壓者甚至是她的父母。茱麗葉:「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大約15歲，他們把我賣給其他人，嫁給他。我才不會帶詛咒給他們，我才不會帶恥辱給他們，所以他們把我賣給一個，很老的男人，我嫁給他，結果我有了小孩。」茱莉葉有了3個孩子成熟懂事，目睹母親天天遭父親毆打，因此，她秘密計畫逃離，茱麗葉的同性伴侶認識台灣人 ，帶著孩子出逃時，卻遭遇民眾的「私刑正義」。茱麗葉:「他們舉發我們 我的另一半被殺了，所以我必須逃跑。
台權會法務主任王曦:「那她最嚴重的兩次，都是被一群街坊的暴徒，衝進家裡面痛毆，然後也有被性侵過。」
茱麗葉的就醫證明，正是她血淋淋的慘痛回憶。2016年她和孩子分離，跨越 9816 公里的距離，
從東非來到亞洲的台灣。但即便她逃過了死亡，在台灣這片異鄉，也要靠人權團體接濟，因為沒有難民法，4年來她只能靠簽證居留，規定無法工作，生活很難自立。
茱麗葉:「我希望台灣幫助我，讓我住在這裡，像其他人一樣生活，給我工作的機會，幫助我的家人，我的小孩，還有我自己。」
而同樣逃難來台的龔與劍，是中國的民運人士，重要的家當，僅有一個大背包，來得時候很匆忙。
龔與劍:「我就是靠台灣的一些個人的救助在比較，打個比方，就是比街友，比街友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過得很冏的那種生活，只要等到中國大陸，有自由民主的一天，我立馬就回到中國大陸去。」龔與劍因為聲援六四購買禁書17歲時遭到中國政府，判處勞動教養兩年，被學校開除 ，
之後也無法工作，渴求自由的他，2015年以旅遊方式入台，已經滯留台灣4年，而追求自由的代價，是受盡和家人的分離之苦。
龔與劍:「感覺這些家人對家人的思念，是我們來到台灣之後，對我們這種精神的折磨最大的，有時候作夢，就夢到回到他們身邊了，真的是刻苦銘心，我們對不起他們。」
龔與劍時常評論兩岸，還有難民法議題，文章被各大報引用，而他也透露，曾經因為簽證過期，
只能躲躲藏藏，直到中華大學副教授曾建元，願意為他擔保，才能合法留在台灣。
曾建元:「非法入境台灣的，通常來講我們都要把他安置在收容所，就不能亂跑，那如果說有擔保人的話，他們就有所謂收容替代的制度，也就是說在這個擔保期間，他是可以自由外出。」
台權會法務王曦:「因為他不能合法工作，他就沒辦法自力更生，然後有的人可能運氣好，會遇到收容的人，可是有的他運氣不好，可能他真的會三餐不繼，那我們通常會轉介他社福單位或有食物的地方。」
這一天是龔與劍到移民署報到的日子，警衛警覺的， 不讓媒體拍攝，龔與劍是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收容替代處份，不能工作、艱困度日。
記者 林彥汝:「按照國際上的定義，所謂的難民，包含了無國籍還有外國籍的人士，而構成的要件前提，就是要跨越國境，而中港澳這三種身分，會觸及兩岸的敏感議題，也因為在這種特殊的政治歷史文化之下，遲遲無法通過的原因之一。」
在沒有難民法的情況下，台灣要如何庇護流亡者?外國籍或無國籍人士，只能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暫時居留台灣，而中國人要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申請，港澳人士則適用《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等於有三部法律體系處理，混亂的「難民庇護體制」獨步全球，但政府不得不謹慎 ，就是因為難民身份的真假，很難查核。
東吳大學法學教授胡博硯:「如果一旦有了這樣制度之後，可能會讓人，有些人啦，其實是以台灣，作為最終避難地點的選擇。你進來之後，你可能每年的業務量會上漲，基本上來講，你可能沒辦法處理，相關的問題。」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促進會理事長楊憲宏:「難民的議題本來就是一個困難，我們是兩公約的簽署國，兩公約簽屬的國家本身有個義務，就是通過難民法。我們不是可以依據依些狀況來判斷，是不是真實的難民，那他來了以後，對台灣是不是有幫助，這都可以列入難民審議，接受了以後 也可以重新否決。」
一邊擔心啟用難民法後 ，會引入不肖份子，而另一邊的民間團體，積極要求政府通過難民法
保障人權，兩方拉扯之下，流亡者該如何在台自立，仍舊無解。對已經有１９年無法回到家鄉的流亡詩人貝嶺來說，他只能想辦法，對和他有同樣處境的人，伸出援手。
貝嶺:「這個房子就是我在今年4月底買下來的房子。」這棟房子空間寬敞，位在偏遠的烏來山區，還在裝潢階段，已經讓貝嶺感受到，很久沒有享受過的，家的味道。
貝嶺:「 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一個流亡者，我是直接從中國的監獄，直接送去美國的。對我來講 ，我太知道背景離鄉，我知道被驅逐或者逃亡的痛苦。我在美國住過不同的地方，我在台灣也不斷的遷徙。」
貝嶺是中國作家，2000年 他在北京私下出版文學人文雜誌，被控非法印刷罪 ，遭到逮捕入獄。
之後因為國際文學界的呼籲營救下，貝嶺獲得釋放，遣送美國獲得庇護，也取得護照，但他被中國政府驅逐，終生回不了家鄉。
貝嶺:「那就等於我失去了，跟我父母在中國見面的可能，那我父母年紀大了，他們也沒有時間到台灣來，這是一種悲劇吧。這也是一種不幸，可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我這樣情況的人，我只能說這是一種命吧，命就是這樣。」貝嶺在泰國租下一間公寓，專門給各地的流亡者暫住，而在台灣，他也不吝提供處所，只是 由一個流亡者，收留另一個流亡者，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貝嶺 :「那麼台灣社會其實對難民，可以寬容的、接受的，但是呢，人們又不認為，台灣社會目前形成一個，安置難民的共識。很多人仍然沒有辦法安置，我也蠻意外的，其實很多人權機構，
和人權組織，他們並沒有一個處所可以安排。」貝嶺在台灣完成他出版寫作的夢想，以過來人的經歷，協助流亡者，他的熱情 ，沒有被過去的苦難給磨光，而號稱民主堡壘的台灣，是否也有能力庇護，每一個尋求自由的靈魂。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droid
Appl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