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美之間遊戲規則正重新建立

德國之聲 / 台北市

德國之聲：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溫迪·舍曼於7月25日至26日訪華，您從中看出了哪些中美關係的新動態？

趙穗生：此次會面是拜登總統上台後，美國最高層級的政府官員訪華。但是我感覺此次訪問是充滿火藥味的，它和中美高層在阿拉斯加的會面幾乎是上下篇的關係。

我看到了幾個方面的訊息：首先，中方在此次會面中的強硬姿態進一步顯現了中美關係的重大變化。雙方實力對比的日益相近，使得中方認為美國在實力地位層面不再具有與中方談判的籌碼。第二，中國已經徹底不接受美國過去多年來居高臨下的做法。在舍曼出發之前，美方稱將繼續從實力地位出發，向中國展示什麼是負責任和健康的競爭。但中方不再需要美國告訴中國如何去管理中美關係。第三，不同與以往美國在互訪中向中國提出要求的長清單，美國此次列出的清單很短，而中國對美國提出的兩份清單都十分詳細，一份要求美方糾錯清單16項，一份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清單，不僅要求美方無條件撤銷對中國官員的制裁等具體問題，還牽涉在美國的國內問題，包括對亞裔的打壓、限制留學生簽證發放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清單的內容涉及廣泛，雙方關係存在微妙的變化。第四，中方在報導中只簡略提及美國要求與中國在北韓問題和伊朗問題等國際問題上展開合作，其他幾乎未提及任何有關美方的觀點和要求，仿佛這是一場中方對美方的訓話。第五，美方對此次會面的報導很低調，寥寥數語更多提及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要求。雖然美國對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和新疆、香港、西藏等問題保持關注，但美方強調不希望中美之間產生對抗。第六，美方報導舍曼談判的中方對手是王毅外長，刻意忽略了真正的談判對手謝鋒副外長，顯然認為謝峰級別低於舍曼，丟了面子。這讓我想起1990年代中國領導人訪美時非要國事訪問的面子，不接受工作訪問的實質。只有弱者才更注重面子而非實質。

我很疑惑美方此次來訪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多數人認為此次會面是為拜登和習近平的高峰會做準備，但現有的報導均未提及此點以及會談取得的成果，好像美方此行就是為了實現與中國的溝通而與展開溝通。我非常贊同中美之間要在所謂的僵局之下保持溝通和對話，但是這種對話究竟是化解還是加深了矛盾和僵局？因為雙方在接觸中各說各話，並沒有充分的交集，反而可能加劇中美間的緊張關係。把雙方套在自己的強硬話語體系裡。

美方沒有充分認識到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所導致的雙方關係變化，而中方對此的反應過於激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舍曼到來之前說要從實力出發與中國談判，告訴中國如何健康競爭，建立防止衝突的圍欄。中國外長王毅、副外長謝峰和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趙立堅等官員對此都發表了激烈回應，告訴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

王毅會見舍曼提及當年戴秉國提出的三點核心利益，即不再對中國人民選擇的政治制度指手畫腳、不再阻礙中國的發展利益，並且尊重中國獨立完整，包括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當年戴提出這些核心利益時中國的底氣沒有這麼足。但是，在當今背景下以充足的底氣重新提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使人感覺中美關係和力量對比的變化。

所以，我認為中美之間如何在此背景下展開對話和交流，是此次會面所體現出的雙方都要重新思考的內容。

中美之間的遊戲規則正在被重新設立，我認為美方需要放下身段，中美之間的對話沒有必要設立任何前提條件。中方也要意識到美國絕對不是中國的敵人，雙方需要構建良性競爭，要競爭哪方做得更好，而非競爭哪一方做得更糟。川普在任時期，中美之間是惡性競爭，拜登政府上台後雖然承繼了部分對中國的強硬政策，但是從美國利益出發，拜登還是意識到中美之間的合作、競爭和對抗是共存的。中方認為美方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合作的目的是掩蓋對抗，但是我認為此種說法不盡然。中美之間雖然有很多對抗和競爭，但是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基礎仍然存在。盡管雙方都沒有資格定義怎樣做是良性競爭，但只有在相互溝通和競爭過程中，雙方才有可能建立維護良性競爭的遊戲規則，包括在實現本國利益的同時，謀求雙方的互利共贏。如果中美以現今的思路繼續競爭，結果將是“雙輸”，沒有受益者。

另外，我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也非常擔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國會針對新疆問題的發言讓我覺得他對中國的現實了解的並不多。他過去的外交生涯主要在歐洲和中東，所以對亞洲，包括對中國的了解還是相對缺乏的。在此種情況下，我目前比較擔心中美之間的交流和雙方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是否能往良性的方向發展，避免惡性競爭。

德國之聲：在您看來，德國既是美國的長期盟友，又是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在中美對峙的新形勢下，該如何應對？

趙穗生：德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德國也是美國的盟友。德國與特朗普時期的美國雙邊關係很糟糕，其實不僅是德國，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很難與當時的美國相處。

拜登上台後重新拉攏盟友。德國和法國是歐盟中舉足輕重的國家，所以美國很重視與德國的關係。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第一個來訪的歐洲國家首腦就是德國首腦，所以美德關係對雙方來講都很重要。

我認為德國的利益與美國有重疊之處，即雙方認為中國近些年的有些所作所為威脅到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利益，所以願意展開合作。但是德國絕對不會站在美國的戰車上，因為這不符合德國的利益。德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非常密切，默克爾這些年特立獨行的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緩和衝突的作用，我覺得這對德國非常重要。這既使德國同美國和其他歐盟國家一起對抗他們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同時又在中國與歐盟國家之間起到很重要的橋梁作用。

現在，大家都在觀望這些政策在9月份默克爾下台後是否能得以保留。但是我個人認為，默克爾這些年的對華政策和對美政策是對德國利益很好的保護和推動，所以我還是希望德國能夠維持默克爾所奠定的對華政策的基礎，在中美大國之間斡旋，保持獨立地位，並維護對其尤為重要的經貿利益。

德國之聲：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在多個領域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的立場。不僅如此，拜登政府還加強和盟國的關係，希望一同對付中國的挑戰。在六月中旬的北約峰會上，成員國警告中國在軍事上帶來的威脅以及其“系統性”挑戰。您認為西方世界在對華政策上是否已經初步達成一致？

趙穗生：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對華政策上所達成的一致是所有這些西方國家都感受到中國現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威權大國，對西方價值觀念、經濟和多年來形成的統治地位，以及在他們所認為的熱點地區安全，尤其是印太地區的威脅已經形成。

這種威脅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個是拜登政府所強調的意識形態上的威脅，或者如他所說的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之間的競爭和爭鬥。對西方國家而言，自冷戰結束後從未感受到如此之強的威脅。加之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勢頭不同於並遠超前蘇聯。所謂的“中國模式”相當成功，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受到極大尊重。習近平主席也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中提出，中國的發展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選擇。

第二個在安全領域，因為中國曾經是所謂的弱國，尤其在十九、二十世紀的百年恥辱中丟失了很多領土，現在中國要將這些丟失領土重新拿回來，不僅是香港、澳門，還包括台灣和南海東海的島嶼。如此一來，中國的行動便可能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所認定的區域安全穩定產生威脅。中國要在亞太地區起主導作用，甚至要削弱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存在，認為亞洲安全是亞洲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美國插手，所以這將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長期安全利益產生衝突。

在經濟層面也是如此，美國認為中國經濟近年來的發展崛起得益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締造及其全球化的過程。然而，他們認為中國並未在獲益的同時遵守規則，即中國要求別的國家開放市場、轉讓技術並在華投資，但中國自己的市場卻沒有開放，而且將其作為籌碼來迫使其他國家轉移技術。另外，中國的經濟正在升級，從過去的低端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為近些年發展的高科技。而美國這些西方國家的主要產業就是高科技和服務業，中國有可能搶奪他們的商業地盤並且削弱他們的傳統優勢地位。

我認為這些國家在這些問題上並非是在結盟，而是認為需要一起應對中國的威脅。西方世界的對華政策針對這點達成了一致，但不一致的是如何應對這種威脅。

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開始對華全面對抗、全面封殺，甚至於從各個方面全面脫鉤。現在的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川普時期的對抗政策，但是，他的對抗政策並非單打獨鬥，而是要和擁有共同價值觀念和共同利益的西方國家，包括與亞太的盟友結成同盟共同對抗中國。雖然美國同中國也講合作、競爭與對抗，但是目前是以對抗和競爭為主，合作的領域相當少。

不過，其他西方國家卻對中國有不同的認知，尤其是相對於美國較弱小的一些國家，包括很多歐盟成員國，他們不完全贊同美國對華全面對抗的戰略。因為他們雖然與美國是盟友，但同時對中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較高，而且他們對美國也有諸多不信任之處。美國在川普時期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一些價值觀，現在，拜登想重新恢復這些價值觀，很難說這些國家是否會信任美國。如果三年以後川普回來了怎麼辦？

此外，美國的國力在很大程度下降很多，過去可以給這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和經濟支持，但現在已無力這樣做。所以，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這些盟國也不願意與中國展開全面戰。他們意識到中國的系統性挑戰，但是仍然不願意選邊站。

歐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將中國作為系統的競爭者，不將中國視為敵人，同時與中國簽訂投資協議，在合作中影響中國遵守一些規則，在與中國合作的過程中保護自身的利益，在這個角度上他們是與中國對抗，但並非全面戰。所以，我認為他們與美國的合作並沒有形成一個反中國的西方同盟。

德國之聲：很多學者越來越擔憂中美之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美蘇因為有核武器的威懾，兩國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在中美目前這個新形勢下，核武器還能扮演這個威懾作用嗎？

趙穗生：我不同意中美將走向戰爭的觀點，但是崛起國家和守成國家之間結構性的矛盾是無法回避的。從崛起國家的角度來講，中國這個國家很特別。中國是有幾千年歷史的龐大帝國，突然崩塌後經歷了百年國恥，受到很多外來的欺辱和壓迫，所以，中國渴望構建昔日輝煌的心態是很強烈的，並且還認為在經受過不公平對待後的中國佔據道義上的高地。中國人常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今確是“己所不欲，‘畢施於人’”，要向日本和一些西方國家“討還血債”，中國的崛起是要重新塑造不公平的世界，中國在這種復仇心態下的崛起必然使很多人感到擔憂。

另外，從美國的角度來講，美國作為一個守成大國，不會輕易放棄維持了幾十年的霸權。而且，現在更加令美國不安的是自身出現了很多內部和外部的問題。一方面美國害怕中國來搶奪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由於國內社會嚴重分裂要尋找一個共同敵人來凝聚美國各黨派的力量。

我認為崛起國家和守成國家之間的矛盾一定存在，但不一定衍生為戰爭，目前的情況是美國將中國的威脅擴大化了。中國當今對自身發展模式的推廣並非意圖瓦解西方民主制度，而是尋求美國這些國家的認可和與西方世界的共存。中國的GDP很高，但人均收入相較美國差得很遠，我不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相反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必須跟中國共存共處，避免過分挑釁中國。

中國當今的經濟形勢與前蘇聯搖搖欲墜的計劃經濟完全不同，中國社會對國家的整體發展方向也都表示認同。美國沒有能力像當年冷戰一樣遏制中國，現在也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將雞蛋都放在美國這一個籃子裡。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希望專注增強自身國力，美國面臨諸多國內矛盾，且即將迎來中期選舉，中美兩國都沒有意願挑起戰爭。

關於核武器，我認為核大國之間不可能進行戰爭。核武器本身是一種核威懾力量，可能會出現代理人的戰爭，但是核大國之間不可能出現直接對抗，因為大家都意識到此舉將毀滅世界。所以，現在兩國需要建立一些避免因為擦槍走火而導致矛盾升級的機制，比如拜登要建立的與中國領導人的熱線電話，這是很重要的。

德國之聲：最近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的離職引發了很多關注。在其繼任人選秦剛正式宣布之前，西方媒體很關注是否繼任者會來自於一位“戰狼”——強硬風格出身的外交官。有關這種風格的中國外交政策也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一種觀點認為太咄咄逼人，一種觀點認為站起來的中國，就應該強有力的捍衛自己的利益。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趙穗生：中國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包括主權、領土完整、政治制度以及經濟發展，我認為這些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捍衛自己的利益要有幾個方面：一個是有實力；二是要有戰略定力；三是要有外交手段。我覺得現在中國認為目前的世界基於叢林法則，適者生存，持有“強權即公理”的心態，認為中國的崛起本身導致了“厲害了我的國”，在戰略上過分張揚，不再強調戰略定力和外交技能。外交機構和智庫的作用應該是找到將國家實力轉化為戰略計劃和外交手段來達到目的，僅僅依靠飛機軍艦不見得就能實現。所以中國強大以後就更加需要具有戰略眼光和外交手段，而非僅僅依靠以 “戰狼”表現出的實力。

外交最重要的含義是相互妥協，沒有一方能夠得到他最初預期的成果。外交官最需要做的是在爭取本國利益的同時，也讓別人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中國現在這種所謂的“戰狼外交”，我認為沒有體現出大國風範。中國現今力量強大想要維護自己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何更好地維護這個利益並達到目的，除了實力以外還需要有戰略眼光和外交手段。如果中美兩國都讓“戰狼”或“戰鷹”類型的外交官互相爭鬥，一定會兩敗俱傷，所以雙方還是需要一些有外交手段的傳統外交官。但是我想這只是一個階段，希望中國最後還會回歸以實力為支撐的理性外交。中國外交官即要溫文爾雅，堅持原則，又知道怎樣去爭取利益，而非一味地對抗。

德國之聲：兩國關係交惡已經影響到美國高校。在美國司法部“中國計劃”的影響下，部分華裔學者表示擔心與中國展開科學合作。受兩國關系影響，中國的年輕學生也對赴美留學深表擔憂。您在這方面有什麼要表達的想法嗎？

趙穗生：中國計劃（China Initiative）是典型的麥卡錫主義，無中生有地抓捕“間諜”。其次，單獨將一個國家的人或者這個國家的後裔劃為目標，這也是一種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計劃。一方面，這個計劃實施的很多案子都是捕風捉影，很難坐實。另一方面也傷害了美國的利益。美國的高校研究機構之所以能夠發展為世界頂尖水平，它得益於國際化開放自由的創造環境，這項計劃的實施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環境的重創。

趙穗生教授是丹佛大學科貝爾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他是著名的英語學術期刊《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的創辦人和主編，也是多家研究中心的成員，主要從事中美關係、中國外交和區域合作等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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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月如，趙丹寧

新聞來源：德國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