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柏謙、劉佳軒 / 台北市
「那就由我來做吧!」創辦人何榮幸有感於新、舊媒體大量製作即時新聞,鮮有調查報導的情形,於是成立了有別於即時新聞的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就這樣,一群志同道合的記者們,踏上追蹤公共議題、關懷弱勢權益的新聞之路,積極與年輕世代對話,盼集結公民力量,打造更好的新聞環境。
在《報導者》上線之前,臉書粉專的粉絲已經高達三萬多人,可見外界對這個有別於傳統媒體的新媒體有著很高的期待,這對《報導者》全員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壓力,而且成員們來自各個不同的世代,上至五年級生,下至八年級生,他們的觀念、想法、做法完全不一樣,這些不一樣造成的激盪,使磨合過程非常辛苦,何榮幸甚至覺得編輯會議可以用「大小聲」來形容。
「磨合過程雖然無比艱鉅,但熬過去之後回頭一看,其實很慶幸有過這些溝通和壓力。」何榮幸解釋,磨合過程能使《報導者》中不同世代的成員能更珍惜這個地方,而磨合後也使記者們更齊心,更對他們產出關心台灣社會發展的報導有利。報導者一路上努力嘗試各種可能性,走出這條新聞創業之路的困境,持續努力用深度報導喚起閱聽者的注意。
「不做即時新聞,努力做深度調查報導,兩年來從沒偏離過這個主軸。」這樣的堅持反映在產出的新聞上,《報導者》至今做了許多值得關注的公共議題,像是探討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森林遭破壞後,環保人士努力推動復育過程的專題報導〈亞洲森林浩劫〉;關心高風險家庭青少年的專題報導〈廢墟裡的少年〉,文中借鏡香港的解決方案,改善這群少年的成長困境。
對於調查報導的堅持,也受多方肯定。像是跨國合作報導關於遠洋漁業真相的專題報導「造假.剝削.血淚漁場」,就獲得卓越新聞獎的調查報導獎。李雪莉表示這篇報導之所以能獲獎是因為能帶著讀者看到一個平常沒有被揭開的真相。民眾只知道台灣是遠洋漁業的大國,有全球最龐大的漁業艦隊,但這些輝煌的成就都是建立於境外兩萬多名的漁工長期被剝削的基礎下。
《報導者》喚醒人們注意光鮮亮麗的外表下所隱藏的問題,更讓檢查官重新調查二〇一五年印尼漁工之死的案子,而政府也允諾提升漁工過低的月薪,從三百美金提升到稍微正常的四百五十美金。從趨勢上、讀者的接收度上、政府政策的回應上都有很具體的效果,李雪莉說這就是《報導者》應該要扮演的角色。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何榮幸認為《報導者》的任何一筆經費都是來自社會捐款,既然如此,《報導者》上面的作品也應該屬於公共財,所有人看到這些對台灣社會有重要影響力的報導,只要不是用於商業用途並註明出處,都可以自由傳播。甚至連網站後台的程式碼都是開放的,藉此回饋給社會上對程式碼有興趣的人,造福人群。
「以開放參與精神與各界一起努力!」《報導者》授權不少營利媒體刊登這些「公共財」,希望透過這些營利媒體能擴大深度調查報導的影響力,更希望以非營利媒體的身份改變營利媒體的做法,使媒體產業環境變得更好,實行媒體改革。
《報導者》在公民參與中也下了不少功夫,像是在專訪行政院長林全時,特別開放整整兩天的時間,讓所有關心這次訪問的讀者在臉書上留言想問林全的問題,並在訪問中幫助讀者問到想要的答案,達到了開放編輯室的概念。
《報導者》未來希望繼續產出與〈血淚漁場〉一樣有重要影響力跟衝擊力的深度調查報導,同時也在做新媒體的創新,像是由數位內容管理經理陳楨樺與三名伙伴所做的《急診人生》新聞遊戲。陳楨樺表示,希望透過遊戲關心八仙塵爆後急診室暴露的問題,從而吸引年輕世代關心公共議題,未來更會持續做各式各樣的創新與嘗試。
《報導者》也希望跟各種國內、外的非營利組織、媒體合作,像是〈血淚漁場〉就是跟印尼最重要的調查報導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希望《報導者》不僅關照台灣被忽略的角落跟弱勢者,更要透過與國際間的合作,讓台灣的聲音被聽到,同時讓台灣的讀者知道國際議題,做一個成功的中介角色。
採訪側記
《報導者》不做即時新聞,專注於深度調查報導,鼓勵並支持記者長期蹲點做出好報導的做法,實在令我感覺到滿滿的人情味與自主性。而聽到〈血淚漁場〉這篇報導成功使政府修改政策,更令我覺得調查報導對於社會而言是有必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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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輔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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