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庭 採訪/撰稿 李宇承 羅哲超 攝影/剪輯 / 台北市
在監獄高牆內有一群人，他們的權益亟需各界重視，就是俗稱的監所管理員。他們是鐵窗內的執法者，與收容人朝夕相處，也身肩戒護與教化的責任。不過您知道嗎，其實他們的工作，高工時、高壓力、高風險。1名管理員，時常得面對上百位罪犯，心理壓力難以紓解，而以值夜班來說，工時更長達25個小時相當辛苦。監所管理員的心聲，與他們的勞動困境，帶您來關心。
早上8點，台北看守所的戒護人員統一集合，準備開啟一天繁忙的工作日常。報告科員四工場請示開封，開封指的是監所管理人員，帶領收容人離開舍房，前往工場做作業，這也是收容人一天的開始。穿過鐵門，我們看見高聳圍牆內，最真實的樣貌。謝銘鴻台北看守所主任管理員說：「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收容人，大大小小事情，都要由我們一手包辦，進來這份工作，你要先調適好自己的心態，就是說你是在幫助別人，甚至幫助一個家庭，讓他們回歸到正常的路。」
監所管理員，是犯罪矯正的第一線，華視新聞雜誌深入台北看守所，記錄下他們的日與夜。謝銘鴻說：「有些同學他們看診用藥，我們會眼同他口服下去，確保他有把藥吃下去，因為避免他有留藏藥的狀況。」
第四工場主管，41歲的主任管理員謝銘鴻，原本是補教老師，也曾在賣場當幹部，考上公職後，投入監所工作至今9年多。四工場以毒品犯為主，這天作業是紙袋加工，偌大的工場裡，1個人面對91位收容人，他得保持警戒，一刻都不容鬆懈。謝銘鴻說：「像我剛剛在巡視工場的時候，我還是會去聽有沒有在人講話，哪邊比較大聲，或是同學突然站起來，因為可能兩個人一言不合，他們就會吵架打架，就變成說你的心，是一直緊繃在那邊，一直懸在那邊，擔心著什麼時候會有事情發生。」
汪承漢台北看守所戒護科專員兼股長說：「我們這邊工場大概92或98人，那在像其他的大監，200人都有可能。但卻只有1個的工場主管坐在台前，其實那個心理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為暴行管教人員的狀況，並不是沒有發生過。」謝銘鴻說：「我會控制中間的門，帶著主管在前面那個門，我們會眼同戒護，看著他們出去，那再看著他們回來。」
矯正工作環境特殊，他們和形形色色的罪犯朝夕相處，除了防止收容人打架、自傷、違規，也得當心自己被攻擊，背負著無形的壓力與風險。謝銘鴻說：「印象中比較深刻的就是，在忠一舍有一個同學滋事，把他做壓制，那後來也是有受傷，也是有上法院，為了避免家人擔心，所以基本上我不會跟家人說。」賴擁連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系主任說：「傳統以來因為監所，它必須要仰仗很多的戒護人力，做戒護管理的工作，第1個就是會變成勞力，那第2個就是勞心，任何一個管教不當，就會可能構成，收容人提起申訴陳情，還有訴訟的標的，就變成是內外煎熬。」
陳世達台北看守所主任管理員說：「比較嚴重的癌症，四肢比較殘缺，不能自理生活，或者是有大小便失禁的狀態，這些同學可能都必須，要先收容在這邊觀察療養。」他是陳世達，從事矯正工作12年，和另一名助勤人員，兩個人管理病舍，癌症、行動不便的收容人，都會住進這裡，目前共收容約80名中重症者，陳世達得負責他們，每天的例行看診。
陳世達說：「原本從事電子業，長官希望要派駐中國，我是不願意離家，所以我選擇考個公職，就進到這個職業來。」陳世達說：「在帶一個舍房其實並不簡單，就像我現在在病舍，我自己有點像一個保母，我們要更多的愛心跟耐心，來看他們的狀況，才不會衍生一些不必要的戒護事故。」
不同於其他公務員朝九晚五，監所工作分為日夜勤，夜勤人員必須從早上8點，上到隔天9點，整整25個小時，其中雖然穿插9個小時備勤，但仍得隨時待命。陳世達說：「夜勤會加班，最容易出現就是在大量的外醫，如果外醫急診就是一組人力，就必須要兩位戒護人員出去，勤務點比較遠，一定會超過25或26小時。」
值勤時間破碎、分段休息，讓他們難以獲得充足睡眠，工作環境受困在鐵窗內，有人難免感嘆，自己就像坐苦牢的人。汪承漢台北看守所戒護科專員兼股長說：「晚上6點之後就進入夜間模式，就是夜勤舍房同仁的執勤時間，像我們北所是分三三四四，就是上3小時休3小時，上4小時休4小時。」陳世達說：「每15分鐘必須要巡簽一次，如果說他取得一些工具，可能想要自傷自殘，就可能會利用在夜間，大家都熟睡的時候進行，那你在舍房動態，你就必須要每一房都很注意。」
監所宛如社會的縮影，監所管理員被稱為血汗公務員，勞心又勞力，是這群站在矯正前線，奉獻心力的執法者，最寫實的勞動困境，人力不足更是長期的沉痾宿疾。李宜庭記者說：「監獄人員，是犯罪矯正的最前線，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們面臨著高工時，高壓力以及高風險，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台北看守所，全所一共有344位監所人員，其中戒護人員261位，但收容人數就有2700多人，常常1位管理人員，就得面對上百位的收容人，這樣的情況該如何緩解。」
根據法務部矯正署統計，目前全台51個矯正機關，矯正人員預算員額有8800多人，但實際人數則為8300多人，缺額超過400人。賴擁連說：「2015年之前，管教人員被受刑人攻擊，案件數每一年，大概就10件20件左右，可是從2015年之後，就開始竄升了，40幾件、50幾件、70幾件。所以也反現在一個現象，我們的矯正人員離職率，2014年以前的時候，大概控制在百分之3以下，現在也跳躍到百分之6左右。」
而在全部的矯正人員中，戒護人員有5726人，以往收容人數超過6萬名，戒護比高達1:13，近兩年因為疫情衝擊，非急迫性的案件，各級司法機關大多暫緩執行，收容人數降到5萬1千多人，不過戒護比還是達到1:9，與其他國家相比，仍是相當高。詹麗雯矯正署簡任視察說：「香港的部分人力比是1:2，英國是1:3，美國跟日本可能都是1:5左右，那以我們現在最好的，人力比1:10左右，其實也跟他們的人力相差甚遠，人力的增補是我們，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標。」賴擁連說：「如果是晚上的時候，可能是1:50或1:100，現在很多的同仁，特別是基層的，他管制6年之後，他馬上就找相關，可以對接的職務，他就請調出去了，這個對組織來講其實是不好的。」
監所管理工作，沒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抗壓性，實在做不來，許多人憑著一股熱忱和教化的使命，持續堅守崗位。謝銘鴻說：「一開始剛進來工作的時候，我很容易把負面情緒，帶回去家裡。我太太就跟我說，叫我不要把她當收容人，我從那個時候，我才慢慢去改我的調適的方式，跟我管理的模式，然後跟我家人應對的方式，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最累的最痛苦的。」
陳世達台北看守所主任管理員說：「在從事這個工作，剛開始會有很多的不適應，夜間的輪值，那身體上面的負擔，都必須要自己去做一些調適。」詹麗雯矯正署簡任視察說：「收容人暴力攻擊，輕生逃脫的事件，難免會造成戒護人員心理的，一些壓力跟負擔，所以我們有所謂的，創傷後的症候群，我覺得最需要去照顧的，是我們第一線同仁的心理衛生的健康。女性的話，沒有辦法兼顧家庭，我覺得她們會比一般男性，更為弱勢。」
如何留住人才，解決人力窘境，專家建議開發科技協助，朝智慧監獄邁進。賴擁連說：「現在比較好的先進國家，他開始開發科技來協助，比方說新加坡甚至韓國，都開始用所謂的機器人，擔任這個巡邏的工作，我只要在中央台看著機器人，他巡邏時候的影像，我大概就知道受刑人的一舉一動，台灣現在也面臨到，要走向這一途。」
詹麗雯說：「嘉義看守所有智慧廊道，自動啟閉的一個門禁管制，那我們就可以減少提帶的時程，那對於我們同仁的負擔可以減少，可是為什麼只有去年嘉義看守所完成，因為經費非常的有限，希望就是說政府給足夠的經費，我們讓51個監所，都可以一起來用。」
合理的福利條件，轉變刑事政策思維也是關鍵。詹麗雯說：「警察的危險津貼，最低6千多元，第一級的可能是8千多元，我們的戒護人員，最高的也只有4千5百元，跟其他同類型的職類，我們確實是偏低，爭取是我們矯正署一直的責任，那我希望就是說，外界能夠一起重視這個問題。」
賴擁連說：「新的刑事政策的改變，或刑罰對犯罪人的改變，就是我們要親社會化。如果我們都認為說，關人犯很便宜，我的錢不用增加，你們這些都很耐操，我的人不用增加，但是你可以收那麼多人，就一直丟一直丟，那這樣子的一個刑事政策的，思維其實是不對的。」
汪承漢說：「某些團體可能重視，部分收容人的人權，這點我們都持肯定的態度。但是相對應的，我們是在第一線，在戒護執勤的同仁的權益，是不是也能夠，獲得相對等的一個提升。」監所管理員，直視外界痛惡的罪惡，也看過洗心革面的懺悔，他們或許是受刑人能夠改變的契機，卻也和過勞血汗畫上等號身負重擔，他們的權益亟需社會重視與改善，他們的付出，也需要更多尊重與肯定。
汪承漢說：「清道夫很辛苦，可是他掃地的時候，有人看得到，監所管理員很辛苦，可是社會看不到。我們隔著一個圍牆，其實要被看到不容易，我們不求像警察一樣能見度高，但是至少讓我們做的事情，能夠被社會肯定。」陳世達說：「選擇監所管理員這個工作，只要能夠影響少部分的人，走上正途，我就覺得很開心了。」謝銘鴻說：「如果可以多救一個人，出再犯輪迴的話，對我來講，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我的價值的存在。」
生活在高牆內，和收容人看著同一片天空，監所管理員的甘苦，一般人難以體會，但也因為有他們，才能撐起台灣犯罪矯正，與改變社會的力量。看見血汗公務員的難為和處境，聽見他們的心聲與盼望，更能凝聚體制改革的動力。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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