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維健 許中熹 報導 / 台北市
我們常常說1949,1949年確實是一個變動的年代,在海峽兩岸,可以說各有回味,所以這些大江大海的話題在兩岸之間可以說是沸沸揚揚,可是細心來讀歷史,您會發現,隔年1950年其實對台灣更加重要,台灣從這一年開始正式進入一段
椎心泣血的歲月,當時發生了什麼事,要回過頭來帶您回味那關鍵的1950。
經過1948年年底的一連串敗仗,1949年年初,一月二十一號,蔣介石宣布下野,三個月後共軍渡過長江,中華民國亡了南京政府的黨政軍開始大逃亡,能跑的全跑向台灣,就是從這一年開始,台灣全面上演白色恐怖,白色恐怖的發生最主要就是這些台灣島內外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局勢造成的,那台灣島內當然是228事件之後,很多人逃亡,開始地下組織迅速的擴大,島外當然兩邊的內戰如火如荼,所以在1949年,中共已經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年代。
由於不到兩年前的1947年二月,島內才發生南北串連的228事變,為了持續掌握優勢,1949年,蔣介石下野四個月之後的五月十九號,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就頒布戒嚴,1949年,所謂的省工委地下組織陸續被破案,那這個造成年底的開始就是一直抓人,到了1950年可以說是大抓人的一年,四月份的時候,蔡孝乾等四位省工委的主要負責人,都已經被抓到,在這個過程中間很多案子跟牽連的人也都被供出來,從1949年就徹底展開的檢肅匪諜行動,當時的基本態度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草木皆兵、亂槍打鳥的結果,1950年一整年都在抓人,單單保安司令部就公開承認,1950年一月到十月,前後十個月就辦了230個案子,大概每三天就有兩個匪諜案,總共逮捕了1520人,處死120人,平均三天槍斃一個。
當時除了保安司令部,還有另外四個單位,保密局、調查局、警務處、警備總部,都可以抓人判刑,甚至國防部的軍法局也可以逮人抓人,所以這一整年,可想而知,被捕、被關、被殺的,應該在三千人以上,1950年真是人神共憤、草木含悲,我們現在很清楚,228多數的受難者都是失蹤,所以人都找不到,多數找不到,白色恐怖基本上都有判刑,但是,在判刑之前怎麼被抓呢,民間流傳一句話,就是說從床鋪到刑場,這樣的敘述表示什麼,表示說白色恐怖常常是在半夜抓人,那不然呢,就是白天在辦公場所抓人,這個有警嚇的作用,根據國家檔案局公布的歷年叛亂案件統計資料顯示,保安司令部自傲的統計過,從1949年到1952年,前後四年的整肅工作,一共處理了24萬3千人,這個數字真是讓人不寒而慄,這些案子因為時間順序的前後,供案的情形不一,所以造成今天我們所謂的冤案、作案、假案,從現在的檔案可以看到,很多案子是分案再併案,併案又分案,那到底這些人事實上是不是牽涉到所謂的真正匪諜案,其實有待我們今天陸續去清楚地追究。
不過這一年被捕入獄或者判刑遇害的,幾乎都是一路跟著南京政府逃來台灣的殘兵敗將,外省人受害比率極高,幾乎沒有台灣人涉入,判決數字清楚說明了當時國府的各路特務系統,刀口子槍桿子一致對內,本省人、外省人到底受害的比例怎麼樣,根據目前的非正式統計,外省人大概占了40%,那以人口正常分配來看當然偏高,我們從1950年的這些白色恐怖的案子來看,也非常地特殊,省工委案裡面其實有很多外省籍的參與者,甚至有很多是省工委之外,其他的這個中國那邊派來的情治單位的人,這種情形之下,共同的目標就是推翻國民黨,這個大概是當時反對國民黨在台灣,發生白色恐怖一個很重要的,必須去追究的問題,當時不但情治單位爭寵搶功,連原本負責治安的單位,也能在有心人操控下成了人頭落地的血滴子,比方為了遣返在台日俘,在重慶成立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1947年228事變的時候,彭孟緝擔任警備總司令,警總就轉型成為島內的武裝單位,等到1949年陳誠當省主席的時候,警總更成為了打擊部隊,1950年代也同時發生了兩個台糖案跟台電案,兩位總經理都被槍斃,可以說是省工委會之外的運作之下,為了中共來台灣解放做準備,所以這些單位就負責保護黨產,所以我們要了解白色恐怖,不只要了解政治案件,像整個這個台糖跟台電案就牽涉到國內外情勢,跟國共內戰的一些戰略戰術上的需要。
過去國民黨的基礎,除了黨政軍之外,還非常依賴祕密結社跟幫派組織,力行社藍衣社之外,還有青幫、洪幫或者鋤奸團,這些中國社會的底層幫派組織,加上專門對付異己的特務,一直受到國民黨上層的呵護,在大家長的庇蔭下,只要不跟蔣介石作對,其他作為都可以做善意的解讀,這些特務跟祕密結社轉進台灣之後,為了展現對最高領袖的效忠,立即展開馬拉松的抓人競賽,不同派系更藉機整肅內部,狗咬狗的醜陋行徑也成為白色恐怖的濫觴,台灣白色恐怖受害的人,被抓、被槍殺之外,也要沒收財產,目前看到一份檔案是1950到1954年,總共沒收了1900萬左右,這些1900萬裡面,密告獎金占了兩成二,工作獎金占了三成二,就占了五成四,有大概15%是做為蓋監獄使用,其他做為大陸工作會使用,我們就知道說,這些都是受難者的錢,應該繳入國庫,卻變成來修理受難者的獎金,或者是蓋監獄來關他們,國民黨內部各路特務的血腥傾軋,更加深了無可彌補的傷痕。
1950年登場的抓人競賽,造成數千人被扣上紅帽子,輕則失去自由,賠上身家財產,重則妻離子散或者丟掉性命,這些都是最高當局不能推卸的責任,因為國際力量的介入,從1950年開始,兩岸很幸運的得以暫時分治,中國人和台灣人各自有了難能可貴的一甲子息兵偃武,可是誓不戴天的兩大政權,卻都沒有珍惜難得的養息,鬥爭的矛頭都轉過來對付自己人,大陸的共產黨強硬抓緊思想,固然讓人看了心寒,台灣的國民黨大搞白色恐怖也讓無數的家庭繼續遭受內戰延長賽的蹂躪,殘忍的清算鬥爭從外銷轉內需,造成日後三十八年長期戒嚴的無盡遺憾。我們今天享受民主自由,必須去回顧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戒嚴時代到底這些受難者怎麼度過,現在已經很多口述可以讓我們知道,別人的痛,我們讀起來就像我們的痛,這些痛都指向一個源頭,就是國家之惡,或者是說最高權力者之惡,這種惡,我們如果不了解清楚,我們很難確保台灣的民主或怎麼樣建立台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1949年是一個變動的年代,一個角落在慶祝,一個角落在逃難,六十年之後,2009年一整年又是一個角落普天同慶,一個角落感傷憑弔,但是面對六十年前的1950年,那個亂抓人、亂關人、亂殺人的年代,外省人的傷口肯定要比台灣人更深、更痛。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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