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葉德聖 / 台北市
台中市政府爲迎接江陳會，預計規劃三萬坪抗議區，屆時看得到，聽得到，「就是打不到」。對此，曾為野草莓運動的發言人，現為東吳社工系講師的謝昇佑批評「台灣民主大開倒車」，並質疑「這是不是形同在那個框框裡，我們才擁有言論自由？」
謝昇佑認為，言論自由是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不管是在抗議區外或抗議區內，在任何地方都能夠發聲，「只有在保守的國家，才會做此防範。」如果擔心發生暴力行為或是偏激言論，這本來就是民主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而且在法律上「我不能在行為之前就先預設立場」，但確實應該做好防護措施。
他也認為，如果真要做最有效的防範，或根本不讓這種行為發生，這是極權國家的優勢，既然是民主國家，「不是要去排除，而是設法提高公民水準。」
而回憶過去野草莓運動，他坦言，野草莓雖然不是很成熟的社會運動，但它卻打開了網路世界年輕人的想像，透過網路大力號召串聯，當時很多人不看好，甚至有人預測「活動不超過三天！」
「當時誰也沒想到，但活動就這樣下去了，第一天成立時就有網路高手，在現場架起Live實況，警方還並不知情，動手驅離學生群眾，這些情況完全被紀錄並當場放送出去，之後學生和群眾就湧進七百人左右，從行政院被驅趕後，來到自由廣場有人就已搭起棚子，民眾的物資也湧入了，大家一看到，心裡就很清楚，要全力拼下去」，謝昇佑回憶道。
去年十一月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警政單位為因應不必要的抗議場面或衝突，行使路檢盤查、物資扣留，警方的驅趕行也引起爭議，也逮補了對會談表達不滿的異議人士，引起高度關注。在網路上，最早是由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在PTT2上發表在1106當天的行動和靜坐聲明，也要求總統和副總統必須道歉、警政署長及國安局長下台，最主要的是，立院必須修改「集會遊行法」。此舉立刻引發串連，在當時還有網友創作了一首《野莓之聲》抒發感受，而後學生就透過表決，以「野草莓」做為運動名稱。
在當時，真的關心集會遊行法的學生並不多，大部分的學生仍是對於政府動作和反志運動的宣洩，謝也坦承，「如果不是經過這個過程，也不會開始去著手了解集會遊行法。」但他們誰也不知道，參與的力量比他們想像的還踴躍，而自此之後，行政院也通過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許可制改成5日前報備，禁制區改設安全距離，限縮警察命令解散權，雖然努力推動的法案終於稍有成果，參與野草莓的學生仍認為現行集會法是「換湯不換藥」。
在那段組織期間，所有人雖然不認識，但是透過活動的發展，信任關係也開始建立，謝舉例到，「當時十二月七號那天，大遊行來了快要八千人，遊行前沒經過申請，我們自己做交通管制，在場來自個不同的單位、政黨，但是所有人拿的旗幟都是非常統一的，以學生的力量而言真的很不簡單。」
「只要自願，都可以來！」也因為這樣的特性，野草莓可以由此而生，但在激情過後，來自四面八方的內部成員逐漸面臨到背景歧異性的問題，參與野草莓活動而現為綠黨成員的李盈瑄就分析，後來人力精神隨著時間拉長漸漸耗損，而且因為這不是一個組織或團體，背景不同，自然很難再維持下去。
隨著學生陸續回歸校園，有的去當兵，有些則要趕論文，謝昇佑表示，某種意義上來說，透過傳播科技的發達、串聯，即便不成熟，「野草莓們」已寫了社會運動的新頁。
野草莓的逐漸散去，謝認為，「是可以預期的」，因為集會遊行法並不適合野草莓來推動，應交由像司法改革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專業兼具法律背景的團體持續進行。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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