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宥菘、甘媄心、黑立安、詹湘淇
【專題記者陳宥菘、甘媄心、黑立安、詹湘淇綜合報導】「資源班老師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幫助孩子成長，產生獨立性。」曾任教於台北市某國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小芯（化名），不假思索地說出特教教師對於特教學生的意義。
然而，任教於基隆市某國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鍾正信直言：「這十幾年當中，有多少孩子在師資員額不夠的狀況下接受特殊教育？」他一語道破當前特教學生所處的特教環境資源貧瘠，也吐露身為特教教師的無奈。
近年來，教育部推動「融合教育」，將身心障礙學生安排於普通班級接受教育，以增進特教學生與普通生的社交互動。而若特教學生有特殊教育需求，則會在特定時段離班至分散式資源班接受個別化、彈性化課程。但是，在民國98年大修《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後，特教相關法規仍未訂定分散式資源班人數上限，也無明定師生比，導致特教教師依舊面臨肩負過多學生的窘境。
針對失衡的特教師生比，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議，盼教育部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分散式資源班訂定班級人數上限，以保障特教學生受教品質。該案已於11日通過5000人附議門檻，主管機關教育部則須在兩個月內回應。
特教生狀況殊異 個別化教學耗費教師心力
近年來，即便出現少子化趨勢，特教學生人數仍逐漸增長。「因為大家對特教認知提升了，家長也比較能接受。」鍾正信指出，隨著特教學生人數、需求類型趨於多元，特教教師提供的服務變得更細緻，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工作負擔。
「教學和備課還蠻吃重的。」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祐祐（化名）服務的學生橫跨一至三年級，因此要在一週內準備三個年段的課程，其中除了國語、數學等學科課程外，也包含教授社交技巧、動作技能的特殊需求課程。
相較於普通班學生，特教學生的樣態較為複雜，即便是同一障別的學生，障礙程度與服務需求可能也相差甚遠。因此，特教教師在教學現場須針對不同學生調整教學方式，包含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具製作、教學評量、行為與生活輔導等。
以課堂作業、學習單為例，同一科別的普通班教師經常可以相互協作，但特教教師負責的學生年級、能力不一，須為不同學生設計個別化題型。「出考卷也是很爆炸的狀態。」祐祐指出，每逢期中、期末考，除了得出三至四份不同程度的考卷，在考試中也得提供相應服務，如報讀、幫忙謄寫考卷、將學生隔離至單獨考場，業務壓力較普通班教師高出許多。
而在教學之前，按《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規定，特教教師在每學期初應與學生、學生家長、普通班導師共同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 以下簡稱為IEP），以評估不同學生的能力、家庭狀況、所需服務、評量方式及轉銜輔導服務（註一）等向度，且相關內容與會議皆須在開學前完成。
註一：《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明定，轉銜輔導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由於IEP涵納的評估內容眾多，許多特教教師為此耗費大量心力。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軒仔（化名）表示，自己目前負責的學生共有15位，光是召開會議就要花15節課的時間。他進一步指出，在早期，課程內容不必在開學第一週就教授，但在普通班教師強力要求下，現在各縣市學校幾乎在第一週就開始正式上課。因此，特教教師不但得提前備課，準備IEP、額外開會的時間也因此被大幅壓縮，導致許多工作都得提前至寒暑假進行。
工作項目繁雜 特教教師如蠟燭多頭燒
其餘瑣碎的行政工作也在無形中成為特教教師肩上的重擔。「像是我們要寫各式各樣的表單申請啊、助理員申請、專業服務團隊申請，或比如說這個孩子有情緒障礙，那你就要寫行為介入方案，才可以幫他申請到資源。」祐祐無奈道出第一線特教教師的心聲，說明這些文書工作皆需繁複的來往手續，耗時也花費心力。
撇除行政業務，教師們的研習工作也佔據一部分時間。「除了要達到法規規定特教教師每學年的相關研習時數18小時，普通班老師的研習我們也一次都不能缺席。」軒仔點出，特教研習的內容大部分仍屬精實，操作面確實可對教學產生幫助，而真正研習負擔過重的問題，是來自特教教師還需花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參與普通班的研習。
祐祐補充，因為研習工作具有強制性與時效性，有時甚至可能壓縮到教學品質，「（新北市教育局）局端那邊會根據學生的障別發不同類別的研習，但其實這個可以不需要用時數來規範，老師也可以自發性地去做。」他也強調，特教類別的研習工作也許能視狀況彈性調整，降低研習影響教學本身的疑慮。
新北市特教教師的業務還囊括每學期40小時以上的「間接服務」，意即學生家長有任何問題需要洽談，教師須和家長討論並完成服務紀錄，此外，特教教師還必須額外花費時間和學生的普通班教師洽談。軒仔表示：「有些學校會要求每個月都要交服務時數。我們已經有行政工作了，還要接受普通班老師還有家長們的諮詢。」
「每項工作都像不多的稻草，但累積下來就變得很重了。」任教於新北市某國小分散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阿政（化名）將自身比喻為背負稻草的駱駝，少量的負擔積累下來也變得可觀，他提到，心理評量工作耗費心力，以及行政工作、備課、教學間的時間分配吃緊，皆是特教教師深切感受到負擔過重的因素。
雖然特教教師不像普通班教師須一次面對整班30位以上的學生，但個案狀況差異大，再加上教師的疲憊大多來自於潛在、不為人知的教學與行政工作，更遑論當學生人數早已超出教師所能負荷之量。
各地資源班師生比規範不一 且落實程度仍低
追根究底，其實資源班師生比失衡，源自於法規疏漏。在特教相關法令中，僅規定國立高中普通班加總的身障生人數達21人，校方須開設資源班（註二），但缺乏對國民中小學資源班開設條件的規範。至於各資源班如何安排師生人數，相對於集中式特教班由中央明定、有全國一致的規範，分散式資源班的規定權責下放地方政府（註三）。各縣市規定不一的現況，遭部分特教教師譏諷是「一國多制」。
註二：根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一款，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21人以上的班級，應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分散式資源班。
註三：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三條第二款，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的班級人數依各級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規定。
其實，98年《特教法》修法時，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討論過特教師生比問題，並將分散式資源班師生比1：8納入附帶決議中。但附帶決議僅對行政機關有建議性質，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因此十多年過去，仍未有地方政府落實。同時身兼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教總）特殊教育委員會副主委的鍾正信批評：「附帶決議通過時的特教學生（現在）都變大人了，問題還擺在那。」
一位特教教師負責八位特教學生，是教師與部分參與修法立委認定的服務量合理上限。但未能寫進中央法規，地方政府也未能執行立法的建議，最大的原因就在於「經費」。
鍾正信指出，倘若中央法規明定資源班師生比、限制班級人數上限，依現況老師大多「超載」的情形，各校勢必需要增班、也就需增聘教師。但隨之增加的師資員額、額外多出的費用，地方政府會希望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承諾給予補助，「但是國教署每次都很難給出肯定的回覆。」鍾正信說。
但對特教教師來說，還有更糟的情況——即便地方政府已訂定師生比，卻仍形同虛設，教師肩負的學生數超標狀況仍層出不窮。阿政直呼：「我們的師生比都超標了啊！」祐祐也無奈表示：「地方法規都訂師生比以幾比幾『為原則』，但實際上都會超過原則。」
特教需求計算因身分別而異 導致師生比失真
事實上，特教師生比中的學生身份不僅限於正式生（註四），某些縣市會採計「疑似生」為「0.5名特教生」來計算。所謂疑似生，是指可能有學習障礙或過動症狀等隱性障礙的學生，他們並不會第一次就被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輔會）鑑定為有特教需求的學生，而是在一年後會再重新提報鑑定。然而，疑似生仍有接受特教服務的需求，且特教教師需額外規劃心評鑑定工作，相較於正式生，疑似生在人數計算中少了半名，卻讓教師多了其他的業務量。
註四：指經過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專業評估及鑑定後，發現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給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學生。
除了定位易使人混淆的疑似生外，新北市還有一種獨有的學生身份別「校篩生」。「我們其他縣市的老師會稱為『黑牌』，普通班老師覺得這個孩子有困擾、可是他沒有身份，會請特教教師來看他有沒有特教需求。」祐祐解釋，校篩生和正式生、疑似生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校篩生並沒有接受過相關鑑定，所以必須入班觀察學生上課狀況，以便日後搜集資料、檢送鑑定流程。
但祐祐也嘆道：「這的確會耗費一些資源與心力。」當未經評鑑的校篩生有特教需求，特教教師仍會盡快給予支持。未被妥當採計人數的疑似生，以及未被列入計算的校篩生或黑牌學生，已導致師生比失真，外界無法全然洞見特教教師的困境。
短期目標為落實1：8師生比 盼保障特教生受教權
對於各縣市特教師生比長期無法達到《特教法》附帶決議中的要求，鍾正信希望教育部落實1：8師生比，以減輕特教教師的負擔。而為了達成此目標，全教總已向國教署初步提出建議，國教署也回覆，未來將和地方政府取得共識後，再進一步召開相關會議，並朝修法方向邁進。
除了透過修訂《特教法》降低師生比，部分特教教師認為透過數字上的規範，減低教師需面對的學生數量，效果相當有限。若要減輕特教教師的壓力，應在調配師生比時，納入學生障別、程度、需求等多重因素。舉例而言，若一名特教學生障礙程度較重，教師相對需花更多心力照顧。然而，此名學生卻與其他學生在計算師生比時，同樣算為「一人」，明顯無法真實反應特教教師的工作量。
對此，鍾正信認為將學生的需求納入考量，調配師生比，長期而言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若要實現，需考慮其他許多複雜的因素，且所需的師資人力也將隨之提升。他解釋：「短期內有一定難處，因為明確標準還需要細部思考。」因此全教總目前仍以要求教育部落實1：8師生比為目標。
然而，若要減輕特教教師工作負擔，還須回頭從教師的工作量檢視。隨著近年來大眾對於特教學生的受教權意識抬頭，特教教師的工作也逐漸細緻化，無形中增加教師許多負擔。雖然降低師生比必定能減輕教師壓力，軒仔仍希望政府與校方能重新檢視部分行政工作的必要性，「我們還是要去檢討，有些事情到底我們有沒有必要做。」祐祐也無奈表示，「很多事情一來，第一線犧牲掉的就是學生。」
而面對增加師資員額可能產生的額外費用，鍾正信也呼籲：「教育本來就不是要拿成本效益來看，教育的效益不該用錢來衡量。」他盼國教署與地方政府別再以「經費不足」，作為師資員額無法擴增的藉口。在大眾關注特教學生權益之際，特教教師的工作困境同樣需被重視，否則特教學生的受教權，也將難以提升。
新聞來源：政大-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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