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1989年，中國的六四事件，最後以悲劇收場。其實，在200公里外、一海之隔的台灣，也正在經歷民主化的衝擊。1987年台灣解嚴，政府開放黨禁、報禁，壓抑已久的民眾力量瞬間迸發，人們也開始走上街頭，和國家體制衝撞。像是「農民運動」，還有「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都是當時的重大事件。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當時的自由時代周刊發行人鄭南榕，更不惜自焚、獻出生命。後來，還有一波波黑名單的海外台灣人，衝破禁令、偷渡返台，表達對國家路線不同的主張。這是台灣看似寧靜，卻也充滿了躁動的年代，人民的力量如何翻動當時仍封閉的台灣社會？
1989年6月3日晚間，中正紀念堂廣場，台灣青年和天安門學運代表的電話連線，突然中斷，所有消息立刻斷絕，北京彷彿在瞬間拉上黑幕。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對於中共給予最嚴厲的譴責，我們認為任何政權的存在，都應當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
當年四家唱片公司，100多位歌手，為了聲援天安門學生運動，錄製歌曲《歷史的傷口》，傳唱大街小巷，也利用各種海外管道，將歌聲帶進中國。各大學校園，掛滿沉痛的標語布條，全國人民更因此而沸騰。或許天安門事件的震撼，也影響了日後，台灣人在政治上，所選擇的立場與方向。
採訪六四事件台灣記者胡元輝：「經歷過這些事件都會感覺，不是我們一步就可以得到民主的成果，所以從兩岸的對比來看，你必須要隨時去注意它、呵護它，才可以讓它得到一個鞏固的成長。我覺得六四事件對後面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強烈的。」天安門事件，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但對應中國，台灣的1980年代，社會氛圍同樣躁動，同樣衝突也同樣的迷惘。
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政府公告解嚴，台灣結束長達38年，充滿禁忌的戒嚴時期，也終結了威權統治的黑暗年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你如果說沒有解嚴，沒有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如果沒有這一連串的措施的話，那不可能有後面那個所謂的黨外運動，所以這是兩方面的一個相輔相成了。」
社會運動、街頭抗爭風起雲湧，掙脫了禁錮，公民力量和政府體制，一次次衝撞。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有太多的事情是政府以前沒有照顧好的，比方說消費者運動，然後環保運動，這都是要人民來自覺的。所以在這個轉折點裡面的，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出來了。」
80年代台灣農家所得偏低，1988年春季，政府宣布擴大農產品進口，農民的怨懟終於爆發，和台灣的民主運動合流。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農民運動代表林豐喜：「那時候的農民收入，一年沒有超過23萬，但那時候普遍的公務人員一般的收入，那時候那個年代，已經超過28萬到32萬了。所以不能比較，一比較的時候，公平性、差異就出來了，所以那時候的抗爭，就是這樣來的。」
1988年5月20日，全台5千多位農民齊聚台北，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但和平抗爭，演變成嚴重的流血衝突。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
邱萬興：「當時我就站在(總指揮)林國華的宣傳車上面，看到一批鎮暴部隊，4、5百名就整個衝出來，看到農民就打，鎮暴車、消防車，整個把農民驅離掉，很震撼。」「五二零事件」，邱萬興當年才28歲，在民進黨負責文宣美編，他親眼見證，更用鏡頭記錄一幕幕衝突畫面，這一場農民運動，也牽動著台灣經濟發展脈絡。
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農民運動代表林豐喜：「那時候的執政黨，也為了我們的農民運動，開過了農民那個會議，就是要檢討農民的這些政策，要怎麼走向。」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這代表農民力量的起來，卻也讓政府對農業比過去更關心，做了一些相當程度的改革，只是這些改革，對付出代價當時的人來講，實在太大了。」
80年代台灣民主化浪潮，原住民族也並未缺席，1988年8月25日，近2千位原住民，身著傳統服飾，在台北街頭遊行，這是第一次「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
還我土地運動遊行總領隊夷將．拔路兒：「憲法裡頭的兩條，168跟169條規定的很清楚，政府應該怎麼樣，扶植跟保護原住民族的地位及權益，但是這40年來，政府這些措施都沒有做到。」原住民訴求土地正義，也醞釀了後期的「正名運動」和「還我母語」的抗爭行動。而當年帶頭上街的台大畢業生夷將．拔路兒，如今已經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從社會運動戰將，步上從政之路。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我們唸小學國中，在那個年代裡面，我們原住民也都被教化成說，我們也都是炎黃的子孫，我們是從大陸來的。可是在民主的浪潮裡面，經過我們自己的反省之後，發現不對，我們的祖先說，我們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所以我們對這個台灣的認同，跟民族的認同，就有一些很重大的改變。」
挑戰禁忌批評時政，1984年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刊登許世楷教授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因此遭到通緝，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了捍衛言論自由，拒絕遭叛亂罪起訴逮捕，在自囚的第71天選擇自焚，表達對執政當局最哀痛的抗議，也將自己的生命，獻祭台灣民主，甚至拋下了最愛的家人。
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對我們來講，當然是人生最大的痛跟遺憾，也無法補救。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就像他留給我們大家講的，接下來就是我們大家要共同努力的事了。捍衛一個基本的、做為人的尊嚴的價值，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用生命去交換，這個是一個鄭南榕鄭先生，留下來的一個典範。」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他突顯了那個解除戒嚴，自由化的未完成的這一個歷史的現實，對於後續我們朝向自由化改革來講，當然是一個正面的動力。」
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邱萬興：「拍了30年來的街頭運動，那一幕是最難過的一幕，就是邊拍邊掉淚。台灣民主化過程裡面，他是給他們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就是說他敢為了，他的理念言論自由，他願意自焚，喚醒叫做台灣人的覺醒。」
5月19日鄭南榕告別式，許多自發民眾參與遊行，送鄭南榕最後一程，被列為海外黑名單的陳婉真也意外現身，但就在隊伍行經總統府前，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詹益樺，追隨鄭南榕引火自焚，烈火無情卻也撼動了台灣的自由與人權。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鄭南榕自焚那一次，我是第一次走上街頭，那個時候的感受就是說，如果像鄭南榕這樣的一個民主先輩，他們都願意付出他的生命，去追求台灣的民主化，那為什麼我們年青人沒辦法冒一些險，去做一些事情。」
鄭南榕遺孀葉菊蘭：「1989年鄭先生過世之後，那個海外的黑名單，他們從海外回來，就是說鄭先生他帶給一些人勇氣，就是說你看他選擇最痛苦的方式，那用自己的身體做柴火，那點燃自由的這樣的一個光。」
1989年9月27日，黑名單中流亡美國10年的許信良，偷渡闖關，在琉球外海被捕，隨即被以叛亂罪起訴，並判刑10年。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有返鄉的權利，這是聯合國的人權公約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居然沒有人爭取，我覺得奇怪，那我是帶頭、我是首先帶頭爭取返鄉權利。」此後，一波波黑名單上的海外台灣人，前仆後繼偷渡回台，翻動了保守而封閉的台灣社會。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這一系列突破黑名單，等於是突破言論限制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所以他們犧牲對於台灣言論自由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來講，是正面的。」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台灣的民主化主要是，黨外當時黨外的勢力慢慢形成，並不是想像一套，最適合台灣的民主政治結構是什麼。那麼第一個你要有成熟的民主的政治結構，另外一個你要有一個民主的政治文化，所以由這兩個標準來講，我們要走民主道路，還有一段路要走。」
1989年形同歷史的分水嶺，台灣衝破重重箝制，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成為日後邁向自由民主的養分，而中國則以高壓，扼殺了民主的萌芽，束縛了青年對改革的熱情與想像。告別八九學潮之後，海峽兩端，又將各自走向何方？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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