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躁動的理想】「台港中30年民主路」 衝破禁錮.躁動台灣

綜合報導  / 台北市

1989年,中國的六四事件,最後以悲劇收場。其實,在200公里外、一海之隔的台灣,也正在經歷民主化的衝擊。1987年台灣解嚴,政府開放黨禁、報禁,壓抑已久的民眾力量瞬間迸發,人們也開始走上街頭,和國家體制衝撞。像是「農民運動」,還有「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都是當時的重大事件。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當時的自由時代周刊發行人鄭南榕,更不惜自焚、獻出生命。後來,還有一波波黑名單的海外台灣人,衝破禁令、偷渡返台,表達對國家路線不同的主張。這是台灣看似寧靜,卻也充滿了躁動的年代,人民的力量如何翻動當時仍封閉的台灣社會?

1989年6月3日晚間,中正紀念堂廣場,台灣青年和天安門學運代表的電話連線,突然中斷,所有消息立刻斷絕,北京彷彿在瞬間拉上黑幕。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對於中共給予最嚴厲的譴責,我們認為任何政權的存在,都應當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

當年四家唱片公司,100多位歌手,為了聲援天安門學生運動,錄製歌曲《歷史的傷口》,傳唱大街小巷,也利用各種海外管道,將歌聲帶進中國。各大學校園,掛滿沉痛的標語布條,全國人民更因此而沸騰。或許天安門事件的震撼,也影響了日後,台灣人在政治上,所選擇的立場與方向。

採訪六四事件台灣記者胡元輝:「經歷過這些事件都會感覺,不是我們一步就可以得到民主的成果,所以從兩岸的對比來看,你必須要隨時去注意它、呵護它,才可以讓它得到一個鞏固的成長。我覺得六四事件對後面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強烈的。」天安門事件,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但對應中國,台灣的1980年代,社會氛圍同樣躁動,同樣衝突也同樣的迷惘。

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政府公告解嚴,台灣結束長達38年,充滿禁忌的戒嚴時期,也終結了威權統治的黑暗年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你如果說沒有解嚴,沒有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如果沒有這一連串的措施的話,那不可能有後面那個所謂的黨外運動,所以這是兩方面的一個相輔相成了。」

社會運動、街頭抗爭風起雲湧,掙脫了禁錮,公民力量和政府體制,一次次衝撞。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有太多的事情是政府以前沒有照顧好的,比方說消費者運動,然後環保運動,這都是要人民來自覺的。所以在這個轉折點裡面的,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出來了。」

80年代台灣農家所得偏低,1988年春季,政府宣布擴大農產品進口,農民的怨懟終於爆發,和台灣的民主運動合流。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農民運動代表林豐喜:「那時候的農民收入,一年沒有超過23萬,但那時候普遍的公務人員一般的收入,那時候那個年代,已經超過28萬到32萬了。所以不能比較,一比較的時候,公平性、差異就出來了,所以那時候的抗爭,就是這樣來的。」

1988年5月20日,全台5千多位農民齊聚台北,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但和平抗爭,演變成嚴重的流血衝突。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

邱萬興:「當時我就站在(總指揮)林國華的宣傳車上面,看到一批鎮暴部隊,4、5百名就整個衝出來,看到農民就打,鎮暴車、消防車,整個把農民驅離掉,很震撼。」「五二零事件」,邱萬興當年才28歲,在民進黨負責文宣美編,他親眼見證,更用鏡頭記錄一幕幕衝突畫面,這一場農民運動,也牽動著台灣經濟發展脈絡。

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農民運動代表林豐喜:「那時候的執政黨,也為了我們的農民運動,開過了農民那個會議,就是要檢討農民的這些政策,要怎麼走向。」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這代表農民力量的起來,卻也讓政府對農業比過去更關心,做了一些相當程度的改革,只是這些改革,對付出代價當時的人來講,實在太大了。」

80年代台灣民主化浪潮,原住民族也並未缺席,1988年8月25日,近2千位原住民,身著傳統服飾,在台北街頭遊行,這是第一次「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

還我土地運動遊行總領隊夷將.拔路兒:「憲法裡頭的兩條,168跟169條規定的很清楚,政府應該怎麼樣,扶植跟保護原住民族的地位及權益,但是這40年來,政府這些措施都沒有做到。」原住民訴求土地正義,也醞釀了後期的「正名運動」和「還我母語」的抗爭行動。而當年帶頭上街的台大畢業生夷將.拔路兒,如今已經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從社會運動戰將,步上從政之路。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我們唸小學國中,在那個年代裡面,我們原住民也都被教化成說,我們也都是炎黃的子孫,我們是從大陸來的。可是在民主的浪潮裡面,經過我們自己的反省之後,發現不對,我們的祖先說,我們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所以我們對這個台灣的認同,跟民族的認同,就有一些很重大的改變。」

挑戰禁忌批評時政,1984年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刊登許世楷教授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因此遭到通緝,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了捍衛言論自由,拒絕遭叛亂罪起訴逮捕,在自囚的第71天選擇自焚,表達對執政當局最哀痛的抗議,也將自己的生命,獻祭台灣民主,甚至拋下了最愛的家人。

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對我們來講,當然是人生最大的痛跟遺憾,也無法補救。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就像他留給我們大家講的,接下來就是我們大家要共同努力的事了。捍衛一個基本的、做為人的尊嚴的價值,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用生命去交換,這個是一個鄭南榕鄭先生,留下來的一個典範。」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他突顯了那個解除戒嚴,自由化的未完成的這一個歷史的現實,對於後續我們朝向自由化改革來講,當然是一個正面的動力。」

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邱萬興:「拍了30年來的街頭運動,那一幕是最難過的一幕,就是邊拍邊掉淚。台灣民主化過程裡面,他是給他們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就是說他敢為了,他的理念言論自由,他願意自焚,喚醒叫做台灣人的覺醒。」

5月19日鄭南榕告別式,許多自發民眾參與遊行,送鄭南榕最後一程,被列為海外黑名單的陳婉真也意外現身,但就在隊伍行經總統府前,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詹益樺,追隨鄭南榕引火自焚,烈火無情卻也撼動了台灣的自由與人權。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鄭南榕自焚那一次,我是第一次走上街頭,那個時候的感受就是說,如果像鄭南榕這樣的一個民主先輩,他們都願意付出他的生命,去追求台灣的民主化,那為什麼我們年青人沒辦法冒一些險,去做一些事情。」

鄭南榕遺孀葉菊蘭:「1989年鄭先生過世之後,那個海外的黑名單,他們從海外回來,就是說鄭先生他帶給一些人勇氣,就是說你看他選擇最痛苦的方式,那用自己的身體做柴火,那點燃自由的這樣的一個光。」

1989年9月27日,黑名單中流亡美國10年的許信良,偷渡闖關,在琉球外海被捕,隨即被以叛亂罪起訴,並判刑10年。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有返鄉的權利,這是聯合國的人權公約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居然沒有人爭取,我覺得奇怪,那我是帶頭、我是首先帶頭爭取返鄉權利。」此後,一波波黑名單上的海外台灣人,前仆後繼偷渡回台,翻動了保守而封閉的台灣社會。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這一系列突破黑名單,等於是突破言論限制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所以他們犧牲對於台灣言論自由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來講,是正面的。」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台灣的民主化主要是,黨外當時黨外的勢力慢慢形成,並不是想像一套,最適合台灣的民主政治結構是什麼。那麼第一個你要有成熟的民主的政治結構,另外一個你要有一個民主的政治文化,所以由這兩個標準來講,我們要走民主道路,還有一段路要走。」

1989年形同歷史的分水嶺,台灣衝破重重箝制,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成為日後邁向自由民主的養分,而中國則以高壓,扼殺了民主的萌芽,束縛了青年對改革的熱情與想像。告別八九學潮之後,海峽兩端,又將各自走向何方?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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