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躁動的理想】「台港中30年民主路」 民主覺醒‧淬鍊台灣

綜合報導  / 台北市

1980年代的台灣,造就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而解嚴後,訴求民主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像是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青年們透過抗議行動,促成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終結「萬年國會」,可以說是打開台灣民主大門的序曲。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並經歷多次和平政權轉移,台灣民眾一次次用選票告訴政黨,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像是發生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繼「野百合運動之後」,三十年來台灣最大規模的學潮。回看台灣的民主歷程,究竟為我們帶來哪些省思與檢討?

1990年,解嚴三年後的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政治體制卻仍舊封閉,遷台四十年的國民大會從未改選,許多國大代表早已老邁,甚至不良於行,卻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任期延長為九年,並將出席費,從五萬兩千元調高為二十二萬,被外界視為「自肥條款」,老舊的國家機器,跟不上社會全面求變的巨流,3月16日青年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發起靜坐示威抗議。

不滿國大代表濫權,原本十多人的小規模靜坐,在各大學串聯號召下,學生不斷集結,更擴大為五、六千人,台灣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成形,並提出四大訴求,主張國會全面改選。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要求執政當局立即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並提出未來具體的民主改革時間表。」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因為我們的國民大會,就是是一個萬年國會,所以我們應該要談這個制度的問題,所以學生就覺得,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我們學習到的民主的理念,可是從來沒有在台灣落實過,我覺得這樣一個很素樸的想法,那,出來抗爭。」那一年,二十二歲的范雲,是台大學生會會長,也是學運決策小組成員兼總指揮,多年後她仍在學界,為民主撒種。重回中正紀念堂廣場,回憶那段民主改革歷程歷歷在目。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後來不是做了一個台灣野百合的塑像,本來有人說(放在)指揮台,可是大家覺得它不應該高高在上,那後來就決定放在廣場的中央,因為代表台灣野百合的那個學運的精神,本土的精神應該是從群眾當中長出來的。」

青年學生吹起改革的號角,學運替人民的長期積怨找到出口,也因此獲得廣大迴響和聲援,成為社會一股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動力。交通部長/自由之愛學運發起人林佳龍:「其實學運都有它的理想性跟自主性,所以並不是任何政黨可以操縱,它是站在為社會,尤其是受壓迫者來發聲,在關鍵時刻,學運會扮演一個影響局勢發展的很重要的力量。」

桃園市市長/野百合學運領袖鄭文燦:「當時的學生其實是憑藉著一股,那種理想主義的熱情,認為台灣應該要改變,民主應該要成為這個台灣的一個方向,所以我覺得野百合學運可以講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一個,打開大門的序曲。」

經過五天不分晝夜的抗爭,3月21日,五十多位學生代表和教授,進入總統府和總統李登輝見面,雙方會談四十分鐘之後,達成四點共識。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要我們解散國民大會,事實上總統不是獨裁的,也不是軍人政府,這個是革命政府,哪裡有辦法?將來這個國民大會會改組或是怎麼樣,那個牽涉到將來這個是憲法的修正以後,才可以有這個問題才發生。」3月22日學生撤離廣場,結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總統李登輝依照承諾,於6月28日召開國是會議,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結束萬年國會等結論,台灣民主化進入新的階段,展開一連串「寧靜革命」。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台灣當時的民主運動、反對運動、本土化運動都已經在台灣社會推動了非常久,那你可以說學生是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就是推進,讓它達到的速度更快了。」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在一個很穩定的兩蔣時代的一個發展裡面,人民的聲音其實很少的。那透過了一個非常純真的學運,這種大規模的大家都注意到說,我們在憲政體制上有什麼樣的缺點。那李登輝就趁勢的把這股力量給吸納上來,使得這個民主轉型非常順利的推動。」

1948年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把中國內戰的非常體制帶到台灣,不但架空憲法,公民的基本自由及政治權利都遭剝奪。1991年5月1日,台灣廢止臨時條款,終止實行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對中共的敵對態度,兩岸關係有了新的發展起點,更讓台灣,朝正常民主憲政國家邁進。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各位(國大代表)四十多年來致力維護憲政體制,將成為我國憲政發展史上的光榮的紀錄。」

1991年年底,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全面改選,萬年國會從此走入歷史。隔年5月15日,立法院通過修正《刑法》100條,取消內亂罪、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人民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也為台灣民主憲政揭開序幕。曾因內亂罪遭判刑十年,許信良在1990年獲得李登輝總統特赦,在這一刻才終於卸下肩上的叛國枷鎖。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言論無罪、思想無罪,可是《刑法》第100條是判思想犯、判言論犯,根據你的思想和你的言論,判你叛國罪,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所以廢除《刑法》第100條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讓台灣回復正常,就是讓有言論自由,有思想自由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努力。」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我們在民主轉型的過程裡面,並沒有付出太大的一個代價,比方說戰爭或者是暴動,或者是這個民生凋敝,我們都沒有,因為我們的經濟基礎滿雄厚的,所以在1990年代的這種民主化過程裡面,我們很順遂,經濟也維持還滿不錯,然後民主政治都上軌道了。」1980年代台灣經濟穩定成長,成為改革強力後盾,九○年代初,寫下一連串民主的第一次,除了國會全面改選,還有1994年省長選舉,以及北高直轄市長民選。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第一次根據法律,進行地方自治的選舉,根據行政命令那這個權限大小,這個行政權就有很大的空間。對地方自治來講,至少得到了整個法律的保障。」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今天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代。」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公民直選,完成了台灣民主化,最後一塊重要拼圖,就在台灣跨出民主一大步的同時,卻也得面對中國的威脅,總統直選期間,中共用飛彈,沿岸大規模演習,試圖影響台灣選情,台海危機之後,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劃下不信任的鴻溝。

台灣民主進步黨祕書長羅文嘉:「如果台灣今天沒有中國因素,就沒有一個外來的政權,外來的國家一直壓迫著你,台灣面臨的民主就跟其他國家面臨民主差不多類型,我們可能有裡面比較自由跟保守的競爭,可是因為台灣有多一個中國因素,它會來干預我們的民主,這是非常弔詭,台灣碰到的狀況。」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今天我們有對岸,一個龐大的力量在那個地方,那麼當然它也不放棄武力犯台,也要搞到什麼一國兩制等等。那麼你推動你這個民主的腳步,那麼有哪些地方,你必須按照規範來限制,有哪些地方你不能無限制的擴大,你不能什麼假國家安全之名,來限制你這個民主,那這樣也不對。」

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公元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不是個人的勝利或政黨的勝利,而是人民的勝利、民主的勝利。」2000年總統大選,陳水扁和呂秀蓮當選台灣第十任總統副總統,民進黨取得中央政權,結束國民黨在台灣超過近半世紀的一黨專政,打開台灣政黨輪替的民主新頁。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呂秀蓮:「五十年執政的國民黨下野,所以政黨輪替,第二個陳水扁一開始就覺得要找一位女性搭檔,那麼他就找到我,所以還有一個就是兩性共治。2000年的政黨輪替在這兩方面的意義很大,全世界非常肯定的,因為我們沒有流血,我們完全和平、完全理性、完全合法。」九○年代自由改革後的台灣,內政上走向民主自由,但在國際外交,卻處處受到中國打壓,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中國以強國姿態崛起,兩岸關係成為台灣領導人最艱難,也最需要智慧以對的挑戰。

總統第二任期時,陳水扁提出第七次修憲,凍結與國民大會相關條文,國民大會停止運作,並將公投入憲,另外立委席次減半,選制則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改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架構。

1946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已經沿用超過七十年。回顧憲法歷史,從1991年第一次修憲到2005年,總共歷經七次修憲,儘管憲改與時俱進,但仍被外界質疑,只解決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不足以建構適合台灣,且長久的新憲法。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我們現在一個整個憲法的憲政體制,很多都是從大陸那邊沿用過來的,它還是個大中國的這樣一個概念,如果你動到憲政結構的話,你勢必有時候會涉及到整個國土的認同,或者國家的認同。那中間要怎麼樣來做個調和,我覺得是要花點時間,大家真的要坐下來談。」

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雙首長制經過這個,經過一二十年的實驗,也證明說現在來講,是有些缺點的。我們文官體制需要改革,文官體制坦白講,到目前為止都還不是最好的,我想這就是我們在政治民主方面所需要強化的。」

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爆發國務機要費案,親信及家人也涉入諸多弊案,前立法委員施明德發起倒扁運動,2006年9月9日起,數十萬人穿著紅衣湧上街頭,要求陳水扁下台,後續行動人數屢破紀錄,顯現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很多人覺得今天我已經掌握政權了,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個人民終於當家做主了,他忘記了他過去所反對的東西,正是他現在正在做的東西。他過去反對國民黨那些貪腐金權政治,可是你上來以後,你做的跟他一樣,這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倒退。」

台灣民主進步黨祕書長羅文嘉:「民主的好處就是人民可以做定期的投票,投票是分數打分數,不及格就換另外一個黨,那民主其實在創設的過程中,其實它有一個重要原則,它未必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治理方式,但它絕對是一個避免走向一個人獨裁的可怕的世界。」

2008年,馬英九高票當選台灣第十二任總統,實現二次和平政黨輪替,且國民黨掌握國會四分之三席次,台灣重回一黨獨大時代,2012年連任成功,總統馬英九在五二○就職演說中,提出「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任內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互動交流達到最高峰,但是否影響了台灣的主體性,引發社會質疑。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明顯的感覺到,中國對於台灣內部的自由的威脅愈來愈高,這本來在2000年陸續就可以看到這個狀況,中國直接利用它的政經的力量,特別是經濟的力量,限制箝制台灣內部的言論自由跟表現自由。」

交通部長林佳龍:「中共的滲透再加上一些統派力量的裡應外合,他們事實上是用民主社會的這種手段,在顛覆民主。(我們)要捍衛台灣的這些,自由民主跟人權的價值跟制度,因為這些跟空氣一樣,當它在的時候,你呼吸你不覺得它存在,當它失去的時候,你沒辦法活下去。」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台灣社會有一種反智現象,不能把什麼責任都推到對岸中國去,如果責任不是從自己、從自身改進起,你就對抗不了外邊那種滲透,所以台灣最重要的就是夯實自己的公民社會的民主基礎,能夠正確地辨別是非,願意去瞭解事情真相,台灣才有希望。」

越來越多年輕臉孔,出現在台灣社會運動中,他們關切這片土地上的不正義,守護環境捍衛人權,爭取勞工權益,更監督司法改革,跳脫早期政黨立場思維,轉型為公民自發性運動,也象徵民意的聚集與發聲。

抗議立法院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黑箱作業,2014年3月18日,四百多名大學生和公民團體成員,衝進立法院議場,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占領國會行動,被稱為「三一八學運」,也因為民眾聲援,將向日葵送進議場,又名為「太陽花學運」。

三一八學運領袖林飛帆:「這二三十年過去之後,其實我們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跟弊病,藍綠兩黨的這個壁壘分明的對立的情境,確實創造了一些新的問題。我覺得2014年就是一個,我們去反省這樣的瓶頸,我們如何面對台灣的民主,怎麼樣走到下一個階段的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野百合的學運,基本上它是一個在中正紀念堂一個公開的,開放的一個空間裡面。可是太陽花學運是在侵占立法院跟行政院的這種情況之下,這是一種暴力的、非法的一種作為,其實完全不一樣,在本質上完全不一樣。」

挑戰法理、台灣年輕人站上社會運動第一線,青澀的臉龐上,找得到和二十四年前、野百合學運青年相同的表情,那股不畏權威、充滿理想的精神,繼續展現在台灣的民主道路上。三一八學運領袖林飛帆:「其實所有各個世代的人在爭取的所有事情,它其實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我們怎麼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別人宰制。」

桃園市長鄭文燦:「這個每個學運的歷史脈絡是不同的,但是精神上是一致的。年輕的世代對台灣更認同、對民主更堅定,我想這也不會走回頭路。」

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為這個兩岸關係,他們真的在關切,他們真的在護衛自己的權利、護衛台灣的權利,證明台灣民主運動在我們這一代真的開花結果。」

1990年野百合的種子,播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帶來台灣民主的春天,經過多年淬鍊,養成人民身上民主自由的基因,而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再次出關播種,喚醒年輕世代的公民意識,更掀起兩岸三地改革浪潮,為香港與中國,帶來強烈的共振。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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