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幸榆、汪慈衛、蔡亞璇 / 桃園市報導】高溫高危險的廠房、雜亂擁擠的工廠宿舍，是許多在臺灣遭受剝削的移工們，每日的生活環境。不僅如此，他們還必須忍受雇主的惡言相向以及薪資剝削。為了保護這群飽受傷害的移工朋友，二〇〇八年時，杜光宇成立「群眾服務協會」，協助移工處理雇主的不合理對待，也開設「挺移工 受困移工救援行動」做為對外窗口，與社會對話，喚起大眾對移工議題的重視。
印籍移工Ris來臺 遭雇主不人道對待
來自印尼的移工Ris，過去在家鄉的布工廠工作，一家九口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父母經營的小雜貨店。二十七歲那年，Ris陪朋友面試時，意外被仲介所的人員看中，由於家中的經濟困難，因此Ris也決定來臺灣工作，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
在來到臺灣前，仲介告訴Ris只需負責包裝工作，然而，來到臺灣後Ris才發現自己的工作其實是要操作危險的沖床。當時，只有同鄉的夥伴告訴Ris重要開關在哪裡，以及一些基礎的操作流程後，在完全沒有工作教學和安全保障的情況下，雇主就要Ris上工。
不但操作的機器具高危險性，下班後居住的工廠宿舍環境也相當差。十六個人必須塞在一間十二坪大且堆滿雜物的地下室，Ris將那個地方形容做「倉庫」，環境髒亂也沒有對外窗，而那不見天日的住宿環境，雇主還要求他們每個月要額外付兩千五百元的住宿費。
不僅如此，雇主還會對外籍移工們惡言相向，給他們取不堪入耳的綽號。Ris說雇主都叫他「小雞掰」，叫另一個比較高大的印尼移工「大雞掰」，工廠主管也會朝移工們的身體丟東西，隨意謾罵他們。像這樣令人無法忍受的羞辱，曾經都是Ris的日常生活。
對於雇主的這些侮辱，Ris則說，剛開始因為語言不通，所以聽不太懂雇主的辱罵，只能從其他人訕笑的語氣得知他們是在嘲笑自己，但Ris必須得有這份工作，因此就算知道了也只能忍氣吞聲。Ris也說，在臺灣的這段日子，都是靠同鄉互相加油打氣，咬牙苦撐才度過的。
「群眾服務協會」出手 幫助Ris度過遇職災的難關
回憶起遭遇職業災害的過程，Ris說當天在工廠操作沖床時，機器乘載的重量已經超過負重極限，他告訴臺灣主管後，主管還是要他繼續操作。無力反駁的Ris只能照做，結果下一瞬間機器就爆炸了，爆炸的機器炸傷了Ris的頭部，送醫後，眉毛上面縫了十四針。
在機器爆炸後，雇主沒有陪同就醫，而是身負重傷的Ris自己騎腳踏車去醫院的，甚至在那之後，雇主也沒有給予Ris任何應該支付的賠償。所幸有其他移工朋友的幫忙，Ris聯繫上「群眾服務協會」，「群眾服務協會」除了陪同Ris複診之外，也協助他處理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糾紛。
更重要的是，「群眾服務協會」將Ris接到庇護中心，讓他有一個安身之處，同時亦給予職業災害後的心理輔導，幫助Ris走出受傷的陰影，並替他轉換一份合理的工作，脫離先前惡劣的工作環境。
設立「挺移工」讓大眾看見移工的困境
畢業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杜光宇，在大學時期就經常參加爭取學生權益的學生運動，認為社會改革必須由底層做起，也是在學生時期開始，對於資本主義有了自己的反思，這也奠定了他在畢業後，選擇跨入爭取勞工權益的相關領域。
杜光宇先是協助成立了桃園縣產業總工會，並在其中擔任秘書工作，但當時工會的服務範圍相當狹隘，以處理本籍勞工的糾紛為主。但隨著外籍移工的引進，愈來愈大量的移工進駐工廠，杜光宇認為，若爭取的權益與服務的對象若都只局限於本籍勞工，將會很難整合工廠的力量。因此，萌生了杜光宇成立「群眾服務協會」的念頭，讓無論是本籍或是外籍的勞工，都有尋獲協助的管道。
「群眾服務協會」成立於二〇〇八年，杜光宇說，雖然「群眾服務協會」創立之初的服務對象依舊是以本籍勞工為主，但隨著時代演變，他們漸漸發現，在工廠中真正的弱勢族群並非本籍勞工，而是外籍的移工。且工廠內的勞動主力也轉變成外籍勞工，看見移工才是臺灣社會上大量且弱勢的勞動人口後，「群眾服務協會」也逐漸將服務重心轉為外籍移工。
經過長年的服務，杜光宇發現，只有民間單位提供大量的協助是不夠的，他希望社會大眾也能夠關注移工在臺的困難，因此在二〇一四年時，杜光宇開設了「挺移工受困移工救援行動」（以下簡稱「挺移工」），作為「群眾服務協會」與社會大眾互動的窗口，負責與外界對話，提供軟性層面的服務。像是不定時的招集大眾募款，幫助需要經濟支援的移工，並且在募款的同時，向社會宣傳移工在臺灣遇到的迫害。抑或是在「挺移工」的網站上與民眾分享移工的生命故事，讓大眾可以更深刻的了解移工的處境與困難。
違反《勞基法》 是雇主對移工最大宗的剝削
杜光宇說，目前國際移工在臺會遭受到的剝削以「雇主違反《勞基法》」與「被迫從事許可外工作」兩項最多。而雇主違反《勞基法》，又可分成加班費未確實計算，以及工廠疏忽安全防護措施兩種常見的情況。
針對雇主違反《勞基法》案子的處理流程，「群眾服務協會」會先與個案移工進行討論，分析雇主是否真的有違反《勞基法》，釐清過後，如果雇主有違法之事實，「群眾服務協會」就會協助該名移工與雇主進行協調，計算賠償的金額。若在經過調解後，移工還是想要轉換雇主，「群眾服務協會」也成立了菲律賓、越南、印尼三所庇護中心，讓像這樣遇到勞資糾或是其他傷病原因，而失去住所的移工，可以暫時安居於此，不會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
居家看戶型的移工的困境
廠工與漁工最容易受到雇主薪資的剝削，人身安全也相較不被受保障，但除了此兩種類型的工作以外，大眾普遍認為工作相對的「安全居家看護型移工」，其實也存在許多潛在的危險。杜光宇說，在長年的服務經驗中，接觸過多起服務到一半就失去聯繫的個案，而這些個案都是從事居家看戶的移工。雇主為了防止移工逃跑，因此控制了看護移工的行動，甚至會沒收他們的手機、護照及存摺，切斷移工與外界的連結。
杜光宇也說，這些雇主會控制移工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被照顧者太難照護，也可能是雇主家庭本身就有問題，因此會做出限制移工行動的行為。這樣的家庭，也被稱做「高風險家庭」，杜光宇說，像這種可能連臺灣人聽聞後，都會感到害怕的家庭，看護移工為了工作，必須得居住在那樣的家庭，有一定程度的危險。
為此「群眾服務協會」在幾年前推動「高風險關懷計畫」，透過定期撥打電話的方式，關心在高風險家庭服務的移工。然而，這項計畫的施行成效有限，原因在於接通電話的通常是雇主，而非需要被關懷的移工本人，若要聯繫上移工本人，就必須得前往看護工所服務的家庭。倘若是要援助被雇主控制的看護工，甚至必須要藉由警察單位的協助，才有辦法進入個案所在的雇主家，探視移工的狀況。但警方並非每一次都願意出面協調，經常是民間單位的多次請求，公權力才會介入幫忙。因此杜光宇認為，勞工局應該重視這個問題，制定相關的規則，讓民間單位可以跟警方合作，以保護這些難以發聲的居家看護移工們。
除了民間的投入 移工也學會反抗
政府雖然設立了1955專線提供聘雇移工諮詢管道，但杜光宇說，1955專線的成效至今仍是不佳的，移工的控訴經常會被忽略，因此有多數的移工需要透過民間單位才能得到協助。再者，透過1955專線、警察局、法院這些具權威性的管道處理糾紛，這個流程，往往不是一個外國人能自己面對的移工。語言上的隔閡與對法規制度的陌生，都需要更多外界的力量。因此當移工遇上紛爭時，民間團體的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民間團體必須出手相助，移工們的困境才有可能被社會看見。
至於該用什麼方式改變移工目前在臺灣的處境，杜光宇則認為，除了民間團體付出的關懷之外，移工自身的改變比制度來得重要。也因此「群眾服務協會」在幫受困移工發聲的同時，也會教導移工們自己面對與雇主的紛爭，讓他們學習抵抗雇主的一些無理請求。杜光宇也說，很多時候，環境的改變必須靠移工自己，就算法律有制定相關法條，但移工們若沒有硬起來，爭取自身權益，那麼法律也會形同虛設。
採訪側記
目前的臺灣，約莫有六十八萬名的國際移工，隱身在各個產業鏈中，雖然他們做得可能多半是勞務性質的工作，卻是臺灣發展經濟時，不可或缺的勞動人口。然而，儘管他們默默地支撐著臺灣的經濟，但像Ris一樣受剝削及職災的案件卻層出不窮，雇主們為了降低人事成本，不惜犧牲移工的權利。看到這樣的個案，心中難免不捨，要解決「剝削移工」也沒有根本的辦法，只能希望雇主們在獲利滿滿的同時，也能看看移工們的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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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輔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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