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熟讀中國古書、留學美國的王作榮認為，知識份子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他喜歡打抱不平，也喜歡批評時政，曾協助政府脫離美元，建立獨立而長遠的經濟體制，離開公職以後，他撰寫評論、領導輿論、影響政策，他關心的是國家現代化的問題，許多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來的建議，到今天依然適用，他發表了一篇主張逐步開放黨禁的社論，對於蔣經國感統發生了關鍵性影響，他和經濟學家蔣碩傑先生的財經大辯論，更掀起了一場經濟學術的啟蒙運動。
民國四十二年到五十二年間，台灣經濟百廢待舉，王作榮這時候遇到了他心目中的「伯樂，」，台灣經濟的舵手尹仲容先生，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王作榮對台灣經濟發展最有影響力，貢獻最大的時期。跟隨王作榮工作十多年的葉萬安認為，王作榮可以說是台灣經濟學知識的啟蒙者，因為王作榮敢說能講，又具有影響力。
而民國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王作榮不只是經濟知識的啟蒙者，更是台灣經濟改革的推動者，王作榮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和「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促成了包括獎勵投資條例的擬定，中央銀行在臺復業，以及證券交易所，和資本市場的成立等重大的財經改革，這些重大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台灣不必再倚賴美援，而能走向富裕的道路。
民國五十三年，自視甚高的王作榮因為老長官尹仲容去世，和國內的財經官員合不來，在發表了一篇告別的文章「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後，前往聯合國設在泰國曼谷的「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擔任工業組組長，但是他臨去秋波的這一篇，勾勒國家現代化藍圖的告別作品，卻意外地博得先總統蔣公的青睞，幾年後，他經不起蔣經國先生的熱情邀約，放棄永久聘書和高薪返國服務。
但是滿腹理想的王作榮，因為不改其喜歡批評的書生本性，加上鋒芒太露被謠言中傷，最後換來的卻是被資遣的命運，黯然離開官場。公職這一條路走不通，王作榮決定在報紙上寫文章來影響政府的決策。王作榮的有些言論，後來的確領先政府的財經決策，工商時報創刊後，王作榮擔任將近十年的總主筆職務，對於政府的財經決策影響更是特別地深遠。
民國六十八年，國內受到第二次能源危機的影響，發生停滯性的通貨膨脹，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財經政策的論戰，戰火延燒到民國七十一年八月，當時以王作榮為首和以蔣碩傑、費景漢為代表的兩派學者，爆發了一場「王蔣學術論戰」，王派主張放鬆銀根，刺激景氣，讓新台幣貶值鼓勵出口照顧產業，蔣派則主張收縮銀根，防止通貨膨脹，並且全面實施經濟自由化，讓新台幣升值。
王蔣論戰從學術辯論演變到雙方都大動肝火，筆戰不斷，意外地激起了一場經濟的啟蒙運動。曾經出席「王蔣辯論」的柯飛樂認為，王作榮是一個務實的經濟學家。那一場學術論戰沒有是非，只有經濟情勢判斷的正確與否，以及財經藥方有效沒有效的問題，雖然後來王作榮獲勝，但是，他還是與財經公職無緣，王作榮繼續寫他的評論，影響政策，領導輿論。經常走在政策的前面，不計毀譽，永遠不服輸，這就是王作榮。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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