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中國槓上歐美,還扯到八國聯軍,可見一百多年來,中外的隔閡還是難以打破。今天(28)日的汪浩時間,要繼續另兩位中國通,矢板明夫和富察延賀,分析滿清末年和列強的衝突,其實可以說是文化上、觀念上,種種差異所致的歷史慘劇,也足以做為我們當前的借鏡。
這個事情,可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文化的衝突,比方說東西文化的衝突,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衝突,比方說中國農業社會,比較保守的農民大眾,跟西方先進的科學,工業技術的衝突,因為某種意義上是,對前幾年中國東南沿海的,洋務運動的一種反對沒錯。對因為從鴉片戰爭以後,整個中國把這個市場打開,然後西方的力量進來,當然它有宗教的勢力進來,所以這樣一種新的文化,一種新的觀念,對傳統的中國,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但是這個中國,我還是比較覺得是,漢人儒家中國的那個觀念,因為滿洲和非漢的系統當中,他們的認知裡面,又跟儒家跟漢的觀念,不完全一樣,但是滿洲在那個時候,已經部分的,或者是很深厚的漢化了,接受漢人的思想跟觀念,但是他還保持一個,他原來的一些特質,這是我個人作為一個,滿洲人的看法。但我覺得那是清政府內部,其實從更早的,在幾十年前,從咸豐時候就有一個洋務派和保守派,這個對立一直是持續下去的,慈禧其實是洋務派,慈禧不是保守派,她是威脅到自己地位的時候,對慈禧是一個保權派不講,慈禧要保護自己的權力,所以你看慈禧整個,她的態度有左右搖擺,一直有在搖擺。
我個人的看法是,慈禧從1860年所推動的自強運動,其實是她主政下的結果,就好像鄧小平主政下,推動的改革開放一樣,但是在這個自強運動當中,發展到後來之後,她有退出政治讓位給光緒,光緒迅速就,一個年輕皇帝,就被一些漢大臣,譬如梁啟超康有為這些漢大臣,綁架上一個更加激進的改革思想,那麼這種激進的改革,導致整個政壇,跟中國社會的一些不平衡。這是慈禧認為,她不能夠接受跟容忍的,所以她就再次把光緒拉下馬來,重新出馬,然後重新主導政治,這是她從她自己的權力,跟她的判斷角度出發的一個結果。
現在我們怎麼判斷,和當時的情況之間,已經很很大的落差了,所以當時我覺得,就是反對義和團的時候,有庚子五大臣對,他們一起上書叫,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這個是現在看起來,這五大臣裡面,有兩個滿族人,兩個滿人,三個浙江人,我覺得浙江人還是滿不錯的,現在也都是浙江人,什麼陳敏爾李強,但現在的浙江人,像那麼有骨氣的浙江人很少了。我覺得當時的,也就是說明這些人,當然他們一開始也是,他們敢提出這個奏呈,其實我覺得,當時朝廷是勢均力敵的,在慈禧還沒有下出這個判斷的時候,他們認為他們這方還可能贏,所以說其實,也就是最後慈禧的判斷,使整個朝堂發生很大的變化。
當時所謂東南互保,東南各省的張之洞、李鴻章,甚至袁世凱,他們是鎮壓義和團的,他們是反對殺教民的,他們不主張跟外國開戰的,所以這個清朝政府內部的,不同的官員,確實對義和團運動的態度,是非常不一樣的非常兩極的。慈禧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本人的態度也是不斷在變化的,她從一開始到最後到中間,她好像三天兩頭在搖擺,所以我認為是說,慈禧在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之後,她只好倉皇西逃,逃到了山西跟陝西,那這個過程當中,是個逃亡之旅,其實也是反思之旅,因為那個時候她把誰,她把奕劻留在了北京城,跟外國人交涉,奕劻就是後來的,皇族內閣的大臣總理,他是乾隆皇帝的曾孫,同時李鴻章在東南那邊,也是跟外國人在進行交涉,他一直保持這個情報往來,而且各地的奏章,全部跟著慈禧的朝廷走,你跑到山西,我奏章到山西,你跑到陝西我到陝西,然後而且這個各地的貢奉,朝貢都往那邊走,所以那個朝廷是在的,只是北京上,是被八國聯軍給控制住了,維持一個我覺得還算不錯的秩序。
所以那個時候慈禧就想說,到底她的決策對不對,她當時是不是一時糊塗,這個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所以她後來就決定說,原來在北京的,跟外國人連繫的奕劻,跟東南方的李鴻章,都覺得原來洋人,對我們大清朝廷的政權沒有危害,那她馬上開始改變策略。所以回到北京以後,她第一件事是幹嘛,就是打開紫禁城,讓所有的駐華使者的夫人跟小姐們,進宮去欣賞紫禁城,搞一個非常宏大的,一個下午PARTY,非常開明的一個做法。
但是整個談判就是這個,清政府開始跟八國聯軍談判,當時就像你說的,任命奕劻和李鴻章,作為全權大使談判,這個大概從1900年的秋天,到正式簽字,1901年的秋天,前後談了將近一年是,這個過程很特別沒錯,為什麼你有了解,談了這麼久,主要爭論的焦點是什麼,這個就是當時,主要就是要判斷說,西方人到底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對於傳統的清政府來說,他們其實不太清楚,到底西方人要幹嘛,比如說你是要割地,還是要把我推翻,還是要怎麼樣,所以那個往返的交涉,然後基本上像奕劻在北京,還有像肅順,有很多清朝的皇室在北京,也包括漢大臣在北京,他們一直在觀察,這個外國人的反應,那發現說他在北京,建立一套新的警察秩序,這是日本人建立的,日本人帶來的,建立一套新的警察秩序,然後把現代的一些概念,帶到北京城,而且皇室紫禁城,保護得還是不錯的,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我相信一定是互相的去測探跟了解。
今天我們看中美的談判,其實也是經過非常長期的準備,跟彼此了解對方的需求,透過各種測試來完成,所以我覺得一年期在當時看,也是還滿合理的,當時可能西方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追究慈禧的責任,她個人的責任,就是因為這一件事情,是你放縱義和團進北京來,沒錯打我們使館區的對,你個人要承擔什麼責任,那當然清朝的所有的外交,最終的目標是,保護老佛爺的龍位沒錯,保護老佛爺的位置,所以整個交涉是在這裡,我覺得慈禧可能並不在意,到底要賠多少錢,我相信是這樣子,這就跟戰後日本天皇的審判,其實是一樣的對吧,也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就是說,我先談到慈禧,我覺得有這麼一點就是說,為什麼會談這麼久,而且為什麼會一直判斷失誤呢,我覺得整體的中國統治階級,從上面他們心態沒有調整過來,這是幾千年來的,我們天朝大國,我們是最強的國家我們是,然後呢如果說戰爭失敗了,這一定是下面的官員,出工不出力,一定是不好好打,一定有人貪錢,一定有人通敵,一定是別的原因,不是我們弱,這個觀念是非常強,就是過去包括,甲午戰爭的時候也是,上海當時申報講的,我清朝大國,像日本那幾個,像小泥丸的幾個小島,我打一個噴嚏,他們都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所以說她對於近代戰爭,完全沒有一個客觀的認識,然後經過多少次戰爭,被人打了好幾次,才漸漸地認識到,好像真是打不過,我覺得這個需要一個過程。
然後當慈禧他們認識到以後,但是又經過多年的大內宣,她自己也不願意承認,而且放不下身段,所以說在不停地,而且確實也是一個,欺上瞞下的社會,就是天天報喜不報憂,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所以說我覺得,整個官僚制度,是完全僵化到極點,大家都知道這麼走,前面是深淵,但是也有走下去的,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是中國幾千年,到現在還有這種,僵化的位置在裡面。
再往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有一個廣州總督叫葉名琛,他叫六不將軍,六不將軍就是,不戰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就是說因為他戰是打不過,然後和他沒有得到授權,守他也守不住,然後投降的話要殺滿門,然後死又怕死,跑完以後也要被抓六不,對六不所以他沒有選擇,在那個僵化的官僚系統,都走到那一步洋人打進來,只能坐在自己的官位上,等著洋人來抓他,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官僚系統,完全僵化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狀況,我想這個大清,到最後也沒有調整過來,好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謝謝大家。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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