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中共對美的持久戰

（德國之聲中文網）事實上，說中共正在謀劃一場同美國的持久戰並不空穴來風。在中共7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持久戰”一詞首次出現在習近平上台後的會議報道中。熟悉中共歷史和思維的人清楚，該詞有特定含義，與毛澤東和抗戰有關，也意味著中共/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

當年日本侵華，在中國流行著害怕日本的亡國論和輕視日本的速勝論兩種論調，毛在延安窯洞裡物質條件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寫下了後來被中共稱為具預見性和指導性的“論持久戰”一文，提出了中共在抗戰中的指導原則、戰略戰術和應變策略。雖然日本最後並非敗於中國，但大體說來，戰爭是按毛預測的三個階段走的，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八年擴戰中成功崛起，從原來的落寇陝北、疲憊之師成為同國民黨競爭中國政權的第二大政治和軍事集團。所以“論持久戰”在中共文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被中共史家看作毛的“隆中對”。

今天的中美關系和80年前的中日關系有很大不同，但美強中弱也是事實，有理由認為一心師法毛的習近平會要他的執政團隊重溫毛此篇著名文獻，試圖在毛所闡述的原則指導下，做好和美打“持久戰”的設想和准備。要理解中共對美的持久戰，必然涉及三個問題：（1）中美的基本國情及戰略優勢與劣勢；（2）中共“持久戰”的三階段及大致時間劃分；（3）中共在每個階段采取的對策。

我不打算對中共“持久戰”的每個階段的特點和過程作詳盡分析。就雙方的戰略優缺點而言，美國的戰略優勢是綜合性的，它是競技場上的全能冠軍，而非僅僅單項冠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地緣政治、科技、文化、創新力等各方面都要比中共強。不過，也需指出的是，美國國內政治和地緣政治也有不利之處，特朗普總統的四年已使美民主體制有很大損害，黨派政治的極端化，貧富差距的擴大和種族、移民問題搞在一起，導致美國國內極度分裂，板結化的趨勢顯現，左派的美式政治正確也妨礙自由。這些問題如果不能盡快得到扭轉，將會削弱美國民主的修復能力。同時，特朗普外交上的單邊主義、貿易上的保護主義和政治上的民粹主義及其退群行為已損害了美國在全球包括盟友中的影響力和領導地位，未來幾年，即使民主黨執政，加強和同盟的聯系，也不大可能完全修復和盟友的裂痕。這對美國在關鍵時刻動用盟友力量對付中國會產生影響。總之，在黨派政治極化和民眾分裂的情況下，哪怕兩黨在打擊中共上態度一致，但國內政策的分裂會使得政策的效力下降，從而影響美國國家能力的發揮，甚至導致國力下降。

美國的不利之處當然不能自動轉化成中共的有利之處。但相對美國而言，極權體制雖是中共的一個負擔，可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變成某種優勢，如領導核心的穩定使得中國在新冷戰中能夠保持政策和政治的相對穩定、連續和一致，減少政策變動帶來的人為干擾，有利一個長期目標的達成。另外，中共的經濟也在快速追趕美國，新冠疫情可能使經濟總量提早超美，中共從而能夠把經濟實力投射到政治、科技、對外關系特別是軍事等各領域，全面提升國家的總體實力，增強和美國打持久戰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是全世界唯一具有全工業制造能力的國家，14億人的市場規模、發達的基礎實施和快速高效的物流體系，加上中國前不久的氣候承諾，對外資還有很大吸引力，可以部分分化美國的同盟體系。中國在某些產業如5G上也領先美國，現在中共又利用新舉國體制，去攻關被美國卡脖子的產業和技術短板。解放軍的總體作戰能力和美軍相比雖然差距甚大，但自上世紀90年代後，中共也在加強武器和裝備建設，在近海作戰可以利用中導優勢有能力拒止美軍介入，對美軍構成威脅。而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則有利中共對大眾的政治動員。

盡管如此，中共的戰略優勢和它的戰略劣勢其實是一體兩面。例如，政治上的領袖專權導致政策出大錯的概率很大，民粹路線對中共也有可能形成反向綁架；經濟的大而不強和工業的全而不強，加上美中科技正在脫鉤，將拖累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價值觀的短板亦使得中共在國際上缺乏真正的盟友等。

中共無疑會詳細評估這場新冷戰的基本特點和美中各自的優勢和缺點，並據此把同美國的“持久戰”分成三個階段，即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

第一階段是戰略防御，時間大約在2018年5月到2020年11月。美中新冷戰的宣告雖然現在公認為蓬佩奧的7月演講，但美中對抗從2018年的貿易戰就開始了，從貿易戰的規模和程度言，它理應是新冷戰的組成部分，因此，中美“持久戰”的第一階段應從2018年5月美國宣布向中國征稅開始，結束於2020年11月3日的美大選。無論大選結果如何，美中對抗的程度只會進一步加深，但對抗的形式有可能發生改變，尤其在拜登如果當選總統後。

第一階段又分前後期，前期從2018年5月發起貿易戰到2020年1月15日簽署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以貿易戰為主，輔之以對華為的打壓以及在台灣、新疆、西藏和南海等問題上的部分交鋒。後期從貿易協議簽署之後到美國大選前，主要是圍繞疫情，美中從之前的局部對抗進入全面對抗，程度超出冷戰。

對中共來說，無論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還是借新冠疫情對中國進行似乎無底線的打擊，升級與中國的全面對抗，且明確把矛頭指向中共和習，聲稱美中新冷戰的目標就是要圍堵和改變中共，“似乎”都很突然，沒有太多的心理准備。這裡用“似乎”，意思是中共其實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華盛頓會這樣做，但鑑於兩國緊密的經貿和文化聯系與交流，雙方都有大量的利益在對方，特別是中共把經貿當作壓艙石，不能輕易搬動，否則美中這條大船在航行中就容易傾覆，所以中共對特朗普政府多少有些幻想，未料到它會對中國全面開打貿易戰，更沒想到特朗普將自身處理疫情不力之責向中國甩鍋，利用疫情挑起同中共的全面沖突，並借港區國安法進一步向中國發難，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對中共的打擊，以致國際社會開始憂慮美中出現局部戰爭的風險。

鑑於上述原因，中共沒有作好美中關系自由落體式下墜和全面脫鉤的足夠准備，當美國的打擊突然而至，事實上有點懵了，第一反應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在貿易和其他問題上同美針鋒相對，言辭上刺激特朗普政府，只要中共的工具箱裡可以反擊美國的，進行對等反制，這有點類似抗戰第一階段國軍對日軍發起的陣地戰。從中共是個習慣鬥爭的黨來看，有這個反應很自然，它既是一種被動式的應對，也是為了激起全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將中共塑造成不畏美國打壓、維護國家利益的形象，以增強它在人民中的合法性。

不過，中共的“陣地戰”打到2019年10月和今年7月中旬兩個時間點，發生了變化。在前一個時間點，中共發現，由於中美貿易的不對等，中國是貿易盈余國，如果將全部5000多億美元讓美方征稅，中國沒有反制手段，經濟也將承受不了。在貿易戰開打前，中共的沙盤推演很可能認為中國可以承受美國的全部貿易戰壓力，但貿易戰的實際影響要復雜得多，讓中共擔憂打下去的後果，因此也才會有在美國壓力下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城下之盟。而到7月中旬圍繞新冠疫情和港區國安法的對抗中，中共又發現，若和美國硬扛，中國被卡脖子的地方太多，特別是在科技和金融領域。特朗普政府的“清潔網絡”行動以及對抖音、微信和華為的打壓，對中國的科技損害太大，兩國科技脫鉤正在成為事實。再加上選情對特朗普不利，如果隨著他的節拍起舞，正好中了美國鷹派設下的套，特朗普如祭出核彈級的經濟制裁，或者干脆美台建交，在南海轟炸中國島礁，將會把中共推到真正生死攸關地步。為避此種最壞後果，需要緩和同美沖突，至少是在宣傳和言語上降調，觀察11月的美國大選再制定下一階段的戰術。於是外界看到自那時起中共對美態度軟化，降低對抗程度。

11月美國大選後，兩國將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時間大概到2025年底，貫穿中國第14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二階段表明雙方的實力正在接近，誰也吃不了誰，但按照對抗的慣性，該階段前期還是美強中弱，只是差距在縮小。現在看來，美大選前中共擔憂的前述三項核彈級的武器都未動用，不過若特朗普敗選，不排除他會把原因歸咎中國，拿中共作替罪羊，在余下兩月動用這三選項，同時也給拜登留下一個美中關系的爛攤子。假如他選勝，從他正式提名共和黨候選人發表的政綱看，也很可能會把和中國經濟脫鉤作為未來四年的施政措施。即使拜登當選，由於擔憂雙方實力逐漸接近，普遍預測美國只會改變具體遏制中國的方式，遏制戰略本身只會強化，且會聯合盟友，用群狼戰術對付中國。因此，今後五年，恐是中共最艱難時期，外部的戰略環境會比當下還惡化。

然而亦要承認，美國在第一階段對中國的遏制，雖然重創了中國，主要是惡化了中國的發展環境，對某些產業如芯片和某些企業如華為構成了生死威脅，潛在地也影響到中國產業鏈的循環和升級換代，拖延了中國繼續崛起的步伐，但對中國總體的經濟和貿易尚未到傷筋動骨地步。特別從華盛頓打擊的目標是要削弱中共統治來看，由於新冠疫情，這一目標非但未實現，中共統治合法性比疫情之前似乎更加強。有鑑於此，美國在第二階段如對中國使出三項核彈級手段打壓，對中國造成的震動和沖擊雖肯定要大大強於之前，但代價是對美國自身的殺傷力也巨大，例如，將中國整體排除美元支付系統，後果有可能是美元的霸權從此崩潰；美台建交大概率會誘發中美大戰，美國在死傷大量士兵的同時台灣很可能最後還是保不住。這都是兩敗俱傷的結果，相信華盛頓會小心權衡，因為如果這幾仗沒有打垮中共，意味著美國之後對中國的遏制將力不從心，它的政策箱裡沒有多余的工具再打壓中共，雙方的戰局成一種膠著狀態，形勢可能對中共有利。

但中共還是會在第二階段盡量避免或拖延這種情況的到來，至少前期不和或少和美國正面交鋒，而采取和第一階段疫情後半期的拖字術或熬字術，爭取時間建立一個安全的經濟科技邊界，補上戰略漏洞和短板，以待中美最後決戰。而這正是五中全會討論的十四五規劃的主要內容。

未來五年，中共如果在經濟上構建起了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格局，以新型舉國體制解決了芯片等大部分美國卡脖子的技術，同時做好了武統台灣的軍事准備，那麼它很可能認為美國將奈何不了自己，可以對美進行戰略反攻，屆時持久戰就將轉入第三階段，時間會在2026年後。

有人會爭辯，即使中國的GDP在未來5-10年趕上美國，但總體國力包括軍事實力到那時依然要弱於美國。還有一種極端看法認為，未來100年中國也趕不上美。因此判定2026年後中共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是不是太早了點，少看了美國？我想強調的是，戰略反攻或者持久戰，當然根本上取決於國家實力，但也受制於其他因素，如國家意志，民眾反應，國際援助等。這些因素在階段上會增強或削弱總體實力，使在階段上表現出的國家實力強於或弱於國家應有的實力。抗戰時期中國在進入戰略反攻階段，總體國家實力和軍事實力同日本相比依然相差很大，但由於日本在外部戰場頻頻失利，在美蘇幫助下，中國取得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日本處於戰略劣勢。越戰是另一例子。如果中國在未來五年大體建成了內循環經濟體，尤其在一些關鍵技術和產品上解決了美國卡脖子問題，那麼中共很可能在這場和美國的新冷戰中從後者那兒奪得主動權和主導權，削弱美國的遏制意志，有力量在總體上對美遏制和圍堵發起戰略反攻。

正如我之前撰文所指，這個戰略反攻大概率會選擇台灣作為突破點，甚至很有可能在相持階段的後半程就拿台灣開刀。因為如果中共抵制不住美國的戰略圍堵壓力，不排除主動選擇打台灣來扭轉被動局面。武統台灣從經濟上看最壞的結果就是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但這個後果同兩國全面脫鉤差不多，而對美國來說，則會大大提高它遏制中共的代價，從而為中共扭轉被動局面，掌握戰略主導權提供了機會。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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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新聞來源：德國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