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拜登疫情起源調查的兩個目的

德國之聲 / 台北市

（德國之聲中文網）美歐輿論近期再次聚焦新冠疫情起源調查，拜登更是下令美情報機構90天內要給出病毒是否源自中國的牲畜或是自武漢實驗室洩漏而出的說法。世衛大會於5月下旬召開，為期一週。全球此時還深陷疫情之中，一些地方特別是亞洲部分國家疫情正在反彈。肆虐了一年的疫情讓各國政府消耗了大部醫療資源、窮於應付，民眾也因疫情期間的失業、死亡、社交隔離等淤積著很大怨氣，這個時候重提疫情起源是很容易得到各國輿論響應的。作為最早出現疫情的國家，要調查疫情起源毫無疑問首指中國，由於疫情起源調查暗含究責，調查的重啟也就意味著中國要為這次全球疫情的大流行負責，至少是承擔道義責任，如果中國強調自己沒有責任，其形象將在全球輿論和民眾中受損。

假如把各國的疫情應對視作一場球賽，美國在上半場踢得極其爛，由此導致成為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但在下半場，得益於先進的醫療體系特別疫苗的普遍開打，以及拜登政府的防疫策略的改變，美國的疫情終於有了好轉，成為抗疫的“優等生”，經濟由於刺激政策的實施也率先復甦，全國解封在即。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可以抽出時間就疫情起源問題同中國打一場硬仗了。

出於抗中的需要

拜登之所以要情報機構介入疫情起源調查，並將目標鎖定在武毒所，當然是出於抗中的需要。中國可能是到目前為止疫情應對最為成功的，中國政府用專制的鐵腕手段去年5月就控制住了疫情，此後只是零星爆發，而這點由於體制和國情的不同其他國家即使是同為專制的國家很難學到。中國政府也在加快疫苗的接種，已有6億民眾接種了疫苗，中國經濟也要好於多數主要經濟體。有鑑於此，中國繼續構成對美國全球地位的強烈挑戰。

拜登全盤繼承了川普的抗中路線，他和後者的不同在於對待盟友，其對華戰略是和盟友一起抗中。既然全面抗中，能夠使用的手段、工具和槓桿就都用上。這就不難理解拜登為何此時提起疫情起源調查並把目標鎖定在武毒所，它決非“心血來潮”而是擬好的計劃。因為世衛大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和時間窗口。盡管1月世衛專家團對武漢的調查得出了對中國有利的結論，認為病毒由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但這個結論除被右派的“陰謀論者”不接受外，也未能打消一些嚴肅的科學家包括病毒學家的懷疑，前不久18位西方科學家就在《科學》雜誌呼籲重啟疫情調查，他們並非一定認定病毒來自實驗室，只是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排除來自實驗室的可能性。這無疑給世衛很大壓力，以致世衛總幹事譚德賽在專家組3月公布調查結果後也不得不表示，世衛的再次調查是開放的，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中國政府否決了世衛再派專家去中國調查，認為世衛專家組的調查結論已經說明問題，再調查就是帶著有罪推定的有色眼鏡，但這給了美國重提疫情起源調查的正當性。拜登政府可以說，既然中國不配合世衛調查，美國只有動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來調查，而這個調查不是為跟中國“過不去”，而是為防下次全球大流行做準備。對拜登政府來說，美國啟動調查正是時候，這使美國佔有道德高地。而調查的重點當然指向武漢病毒試驗室。此乃因為，如果病毒來自自然界，外界最多能夠指責中國政府初期應對不力，但中國政府也一直在辯白，新冠病毒是一種未知病毒，初期出現失誤誰都難以避免；可若有證據證實病毒來自實驗室，情況就大不同，初期應對的失誤就不是面對未知病毒必然會出現的結果，而是有意隱瞞，中國就必須對這場大流行病承受責任，而這個責任是中國承受不起的。

這裡不但牽涉巨額賠償的問題，更會有直接的嚴重的政經後果。美國可以理直氣壯、名正言順地帶領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受疫情折磨的國家向中國討說法，即使不考慮賠償，全球新的產業、科技、學術和經濟供應鏈也會將中國排除在外，這種情況在未來十幾年都會如此，除非中國改變體制或者現有政權失勢，中國將成為世界的孤兒，真正的閉關鎖國。此後果之重中國難以承受。即使90天後美國情報界拿不出病毒由試驗室洩漏的結論，中國也擺脫不了這個嫌疑。因為只要一天不搞清楚病毒的確切來源，由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就一天不能排除，就此而言，這個包袱中國恐怕要背負很長時間。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雖然拜登政府將疫情起源的調查矛頭指向武漢試驗室得到一些科學家的響應和支持，包括美國權威流行病專家福奇某種程度的認同，在實驗室洩漏的問題上，美國情報界也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然病毒溯源是一項極復雜的工作，2003年的SARS疫情是在10年之後才找到病毒元凶的，要在90天內證實新冠病毒來自牲畜或武漢實驗室，客觀來說極難，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正基於此，世衛發言人瑞安針對拜登政府的這個最新舉動強調冠病溯源研究應“去政治化”，讓科學家們基於可靠證據專注研究，言下之意批評美國政府將一個科學問題動用情報機構去調查是在病毒溯源政治化。拜登在要情報機構90天結案的總統聲明中也表示，“沒有人對他們的評估有很高的信心”。這說明拜登也清楚其中的難處。道理很簡單，如果美國情報機構掌握了武毒所洩漏的確切信息，早就公布了。

根據美媒報導，美國情報機構掌握的“新證據”指的是手上有大量未經檢驗的“證據”，需要額外進行電腦分析，或有助於解開病毒起源的謎團。鑑於美國現有對華情報的不足，美國依賴和盟友的情報合作。但是它們對病毒來自實驗室的說法要麼認為不可能，要麼認為是陰謀論，總之要證實是由實驗室洩漏極困難。不僅僅是世衛專家團，包括美國的病毒學家在內，科學界更多的專家不支持實驗室的說法，而認為病毒來自自然界。比如英國《自然》期刊最近刊文批評美國一些政客及輿論指冠病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不僅讓各國難以合作終結疫情，也助長了針對科學家和亞裔的網絡霸凌現象。拜登政府先入為主要情報機構調查武漢實驗室，如果最後得不出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的結論，也將對美國的聲譽產生不利影響，因為中國會反擊。拜登當然知道這點，他還要如此操作，這就涉及他的第二個目的，即內政的需要，具體說，為堵共和黨的嘴，讓他2022年高達6萬億美元的財政預算案在國會通過。

川普敗選後，對共和黨的影響仍然巨大。拜登想在內政方面爭取共和黨的支持，就必須在共和黨長期關注的問題上取得主動，而不管是甩鍋中國還是真心認為，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的說法在共和黨內是主流敘述，比如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長期來一直認為新冠病毒可能是意外來自武漢實驗室，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等人近期在國會推動通過了兩項有關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修正案。這構成了對拜登政府的壓力。拜登要在國會通過6萬億美元的下個財政年度計劃，必須說服國會的共和黨人放行。

絕不能僅僅是“巧合”

拜登的這個預算案包括兩項標誌性的計劃，即美國家庭計劃和美國就業計劃，後者也稱做大基建計劃，被拜登政府寄予厚望，因為要對抗中國，就需要提升美國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這兩項提案都還沒有得到國會的認真討論，就已經被共和黨砍掉了很多。因此，拜登的預算案要共和黨同意，必須把它說成有助抗中，作為交易，在疫情起源問題上呼應共和黨，按照共和黨的調子去調查中國，將有利於在國會通過他的預算案。而只要預算案通過，明年的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有機會獲勝。

何來證明這兩者的關聯？時間。拜登要情報機構90天內拿出結論，這恰恰是國會審核下個財政年度預算的時候。美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10月1日開始，而國會在當年8月5日休會一個月餘幾日。90天的時間正好到8月底。這個時間絕不能僅僅用“巧合”來解釋，它反映的是，拜登通過疫情起源調查的操作，讓共和黨看到，他的政府在病毒溯源這個共和黨在意的問題上，是和它站在一起的，從而在國會8月休會前調動兩黨的抗中情緒，減少共和黨在審議預算案時的阻力。

拜登顯然清楚，3個月不可能得出一個確鑿的結論，因此在溯源問題上不能依靠科學家，而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機構，屆時情報部門很可能用模棱兩可的語言得出模糊的結論，既不說有，也不說無，一面安撫了共和黨，另一面也使這個議題在未來可以繼續發酵，只要需要，隨時可用它來打擊中國。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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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新聞來源：德國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