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璽鈞 李宜庭 張書堯 張書銘 李宇承 / 台北市
在台灣，新住民人數、突破 54萬人，其中、來自越南的新住民朋友，就有多達10萬5千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早就已經成為我們熟悉的街坊鄰居，但您還記得嗎？1990年代，當部分民眾稱呼她們是「外籍新娘」時，語氣中總不免帶著歧視。
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經濟的弱勢，讓不少嫁來台灣的越南新住民，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如今30年過去了，華視新聞團隊深入不同的家庭，帶您來了解新住民朋友們的困境、是否翻轉了?她們和台灣社會的那道鴻溝、徹底消失了嗎？一起來關心。
一大早傳統市場裡，有個嬌小身影穿梭其中，她是越南新住民，43歲的武氏釵，2010年她來台工作，3年後成為台灣媳婦，從此落地生根，現在開了家小吃店，每天親自採買。
內政部移民署的最新數據，台灣婚姻移民人數，突破54萬人，新住民成為台灣第五大族群，其中有超過15萬人，來自東南亞國家。
10坪不到的小小店面，是武氏釵和丈夫陳偉宏，實現夢想的地方，就連高齡90歲的阿公，都常來店裡幫忙，一家人共同打拚，攢出更美好的未來。
武氏釵：「越南新住民，辛苦是辛苦，可是為了未來還有家人要努力。」
孩子唸起越南童謠，也勾起武氏釵對家鄉的回憶，翻開照片思鄉情緒瞬間爆發，眼淚潰堤。
越南新住民 武氏釵：「大概多久會通一次電話？有時候一個禮拜，有時候好幾個月，一般大家都會把爸爸媽媽的照片放在身邊，越放會越想好不好，所以就不敢放太多，對，不敢放，一想就流眼淚。」
想辦身分證短期無法出境，加上開店賺錢沒能休息，武氏釵已經超過3年沒回越南，故鄉親人是她拋不下的牽絆，但想融入台灣，她們得比別人更堅強。
熟稔地打理自助餐店，她是嫁來台灣17年的阮氏金年，21歲那年正值花樣年華，卻成了家裡的經濟支柱，必須四處打工賺錢，最後憑著一己之力，6年前頂下店面，自己當老闆。
客人無心說出的「新娘」，曾經是無數新住民心中的痛！1990年代，來自東南亞和中國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到台灣，人數逐年增加，她們的台灣丈夫大多是工農階級，甚至處於經濟困境，「外籍新娘」成了她們的「代號」，撕不掉的污名標籤。
越南新住民 阮氏金年：「(有的人)他會講說外勞那種，有時候會跟他講，我就說我們是台灣媳婦，那樣講就好了，再選擇一次妳還會嫁到台灣嗎？不要，怎麼說？如果回頭的話，我不想嫁來台灣。」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那個時候所有的人，從官方甚至到學者學界的研究，非官方組織老師媒體都在講外籍新娘素質差，然後他們的孩子發展遲緩，那個素質的論述其實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階級主義，名稱這個習慣的用語，代表著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所以它必需有一種社會的發動，去反省這件事情。」
長期投入新住民議題研究，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夏曉鵑，2003年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發起正名運動，經過20多年努力，台灣對婚姻移民女性的稱呼，從「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改為「新移民」到如今的「新住民」，她們在台灣的處境逐漸改善。但除了歧視標籤，更早期來的新住民女性，歷經過更多的苦難和心酸。
50歲的林玉婕，是這家美甲店的主人，25歲嫁來台灣，已經在這塊土地過了一半的人生，但初到台灣時，其實有一段慘痛過去。
越南新住民 林玉婕：「當初嫁來是在南投竹山 ，那個時候我知道只是3個越南人而已，我最怕是語言不通，大家指指點點 ，覺得有點好害怕 ，到底是我們哪裡不對，還是怎麼樣，所以會擔心。」
80年代的台灣農村，對於這張美麗的外國臉孔充滿好奇，但語言的隔閡和文化差異，不時造成誤解，也讓林玉婕的身心備受衝擊。
越南新住民 林玉婕：「從小你長大就在那邊，突然變一個地方，你真的沒辦法接受，不會沒辦法想像為什麼，一下子我全部都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沒有，連個語言都沒有了，我每次去那個樓上曬衣服 ，我看到那個後山，我都會哭。」
獨自在異鄉忍受孤獨，以淚洗面的日子過了8年，搬到城市後投入職場，身分更遭來差別待遇。
越南新住民 林玉婕：「我沒辦法去做什麼更好的，只能做一些勞力的工作，被老闆娘她有一點小欺負我，因為她認為我是新移民來，我的工作可能會比人家多，然後薪水又比較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以前她們是連工作權都沒有 ，所以大部分是打黑工，有些雇主也許是他不知道，以為法沒有修，也許是故意隱瞞，他會告訴這個移民說，因為妳沒有拿到身分證，妳的薪資會比較低，妳沒有什麼福利這樣子。」
2017年發行的「我並不想流浪」專輯，道出許多新住民的心聲，洪金枝包辦了其中兩首，身為越南華僑的她，13年前搬到台灣定居，現在是小學的越南語老師。新住民的身分認同，曾是她難以解開的心結。
越南新住民 洪金枝：「我不知道台灣這個社會對越南這個字好像瘟疫還是流感的感覺 ，就是在我那個13年前的年代，感覺到開始我們在這個土地上 究竟是處著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我究竟在這個土地上，我擁有什麼樣的一個權利？」
當時的淚已流乾，但說到被歧視的心境仍憤憤不平，長期遭到不平等對待，許多姐妹開始參與公民運動，為新住民大聲爭取權益。來台19年成為台灣第一位，新住民紀錄片導演的阮金紅，也是成員之一。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以前可能是有比較姐妹比較對自己沒有自信，然後也沒有出來學習，或是跟台灣的朋友交朋友之類認識，所以就是這5年來就很多姐妹有這樣子一個膽量，可以出來推廣自己的文化。」
越南新住民 洪金枝：「(當年)越南的4所大學畢業的才能認證，越南這麼大幾百所大學，那要怎麼去認證學歷，所以那時候我去工作連高中的同等學歷都沒有的那一種。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其實是會增加對台灣的不滿，就是覺得為什麼我跟你，我能力不比你差，可是我永遠都只是在當副手這樣子，或者是說我可能就是只能做這個很低階的工作，然後我被質疑這樣子。」
立法委員 林麗蟬：「這群人才她是嫁到台灣來，她是落地生根在台灣又有下一代，如果她是人才，我們何不接受她？其實我覺得這些是我們未來要更去努力的。」
近年來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讓新住民逐漸受到重視，但30年的鴻溝真的消失了嗎？在社會系統中，新住民仍常因為相關法令的缺漏，求助無門歷程坎坷。
立法委員 林麗蟬：「其實新住民相關的政策、相關的工作都落在不同部會，我在2年前就提出一個新住民的基本法，這些人的權益，你應該都要去做一些保障。」
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科長 楊金滿：「政府就是在104年成立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這個層級就是提高到一個跨部會的層級，那在針對部會或者是地方，在推動新住民相關的服務的部分，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提供相關新住民一個整合資源的協助。」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每次我們去陳情的時候，就說好啦好啦，我們個案處理，(行政人員)他們永遠會說第一個很麻煩，我們現在開放了，那就會有一些不法之徒會偷溜進來，所以我們都要把你當犯人來對待嗎？反過來想如果我是放到我們台灣人身上，它到底合不合理？如果合理我們再說，就是明顯不合理，為什麼就是講不通。」
穿上越南國服奧黛，每個姐妹笑得自信溫柔，人生的種種難題，也煙消雲散，我們看見新住民對生命的靭性，她們吃足異鄉之苦，熬過口音差異的歧視與偏見，靠著自己的力量，翻轉人生、過得「越」來「越」好。
透過鏡頭，訴說四位異國新住民姐妹嫁到台灣後，歷經破碎婚姻、不為人知的故事。這是入圍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的「失婚記」精彩片段。紀錄片導演阮金紅，拿起攝影機拍出失落一角，替姐妹與移工發聲。因為11年前，她同樣歷經一場失婚風暴，寶島一度成了地獄之牢，阮金紅忍受了8年，最後帶著女兒，勇敢結束噩夢婚姻。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他上班到晚上十二點才回來，之後我才知道他是去賭博，去玩女人什麼的一大堆，一旦你知道的時候，真的是已經後悔都來不及了，(還會動手是不是)，對啊，他會家暴，賭博回來，今天你贏了是不是心情很好，可是你輸了是不是你也會生氣，所以他就會甩到我們這邊啊，跟我女兒這樣，就是我覺得我沒有得到夫家這邊的疼愛，我覺得我還滿委屈，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單純、很善良的一個媳婦，也不是說不了解台灣的文化，只是我沒有機會去了解。」
走出空手無援的低潮過往，如今的阮金紅獨立且自信，而幫助她展開新人生，並讓她愛上攝影的，是她現任丈夫、知名紀錄片導演蔡崇隆。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其實我自己也懷疑我自己，我覺得我小時候才讀國小五年級耶，我到現在我能做這樣的事情，很重要的是我現在的老公就很幫忙很支持，不管是你做成功失敗，他都會鼓勵。」
儘管人生峰迴路轉，阮金紅不曾失去信心與希望，更特地在嘉義打造「越在嘉文化棧」，提供姐妹跟移工交流空間，更是他們在台灣，共同的家。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越在嘉是沒有在分你我他的，對，就是有時候，就是我們的移工也好，我們的新二代也好，或是我們的姐妹可能是因為遇到家暴啦，然後姐妹沒有地方住，那我們就會暫時給她們，就是做一個庇護這樣子。」
對新住民而言，家鄉難以遺忘，但在這片土地上有了家、有了孩子，根也就留在台灣。飛越海洋後的此岸人生，她們翻轉困境、綻放美麗！但反觀台灣，仍得透過更完善的法規、更友善的社會環境，才能保障新住民，讓她們不再流淚，在台灣寫出生命新篇章。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droid
Appl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