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管中閔:不只領導改變,台大更要定義未來

遠見/管中閔:不只領導改變,台大更要定義未來 | 華視新聞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文/謝明彧 攝影/張智傑  / 台北市

管中閔參加台大校長競選的2018年,正逢台大國際排名跌落谷底,以及中國崛起,以驚人預算全球攬才衝刺國際排名的時候。當時,不只台大年度預算居然輸中國2.5線大學,中港星大學教授薪資是台灣三~四倍,台灣人才一波波出走對岸,宛如國家級高教危機,「台大競爭力正日趨衰弱?」

三年過後,台大的國際排名不僅回升,更創下雙百大史上最佳紀錄。台大更編纂了台灣首本《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站上國際趨勢前端。

台大如何翻轉劣勢、定位未來?《遠見》專訪台大校長管中閔,談國際排名、資源分配以及願景,以下是專訪內容:

台大擁實力,可望躋身50強

《遠見雜誌》問(以下簡稱問):台大2020年拿下首度創下國際排名「雙百大」,為何台大國際排名在這兩年內可以V型反轉?

管中閔答(以下簡稱答):台大雙百大,我當然非常開心,但也必須說,這樣的成果絕對不可能是一年半載就冒出來的,一定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當然更不可能說台大終於有了校長,所以排名馬上就大躍進,這樣我要被人家罵死了(大笑)。

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什麼都沒做,首先是技術面。大家必須認知,大學排名建立在許多統計資料上,學校想辦法找到最正確的資料,才能如實反映出學校本應該有的成績。既然比賽有規則,那我們就弄清楚、好好做,不要在這種技術面上吃虧。

第二,當資料確實蒐集後,就可以進一步觀察,這些國際評比看重的面向上,台大有哪些還可以加強,讓學校努力的方向,與世界趨勢同軌。

例如,近年來國際高教都強調大學「國際化」,觀察台大跟姊妹校的連結、交換學生數量、訪問學者的強化,支持更多國外優秀學生、傑出學者、跨國研究來台大,也就等同改變國際化相關指標的統計數值。

這是我們這兩年來持續在做的事。國際競爭激烈,校與校在各指標上的差距其實很小,當我們每項指標都改善一點,或許單項看起來進步沒有特別大,但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整體的變化,所有小進步累積起來,就成為一大步。

這件事我以前還是教授時,並不能感受,但如今擔任校長,看到台大全體資源與人才實力,對這件事非常有自信。

所以,你問我,台大為何2020年會拿下雙百大?我還想說怎麼現在才拿到,台大真正的國際排名,沒理由不能在全球50名之內!

投資潛力股,讓效益最大化

問:台大經費多年來都輸給亞洲區競爭對手,面對資源不足,台大如何維持國際競爭力?

答:過去幾年,大家都在講台大的「錢」輸人,尤其輸給中國、香港、新加坡。台大經費的確比人家少很多,但錢少有錢少的用法,如何把有限的經費用得更有效率,就是校長的責任。

比方說,我上任之後,對於新聘教師以及彈性薪資,從人數到金額都增加很多。有一次開會,有位院長問我:「校長你現在又增加某某獎學金,還有補助計畫,這樣會不會影響其他人做的事?」他不問還好,一問我還真愣住了,因為我仔細想想,對於原本舊有的,我好像並沒有真的少做什麼。但我透過東挪西湊,在投注老師的聘任和研究上,挪出了一大筆錢來支持。

過去兩年,我從來沒對外說,希望教育部再多給錢,我只說,希望政府能鬆綁,不要太過干涉學校怎麼使用經費,讓我可以用得更彈性、做得更好。

我會主動請院系告訴我:「哪些人你們覺得很有前途?」然後去找這些年輕老師,問他們:「你還缺些什麼?」

有些領域的研究就是需要重裝備支援,很多研究設備動輒800萬、1000萬,如果一位研究者需要800萬的重裝備才能做出突破,學校卻只給他200萬,請他慢慢去找那剩下的600萬,可能三、五年後他終於籌到錢,研究的顛峰期也過去了。那我為什麼不在他能量最強的時候,就給他最即時而完整的幫助?

這其實就像一場賭注,我不敢保證我每一筆投資都一定會開花結果,但我如果不賭,就絕對不會新的未來。

所以只要老師來找我,不管是資淺的希望做開創性研究,或資深想做深入型專案,我都很樂意,我告訴他們:「你講的我並不一定懂,但我願意賭你做這個研究,請你繼續衝刺你的目標,」我在這些老師身上,感受到他們對研究的熱情,我希望推他們一把,把年輕人頂上去。

補助聚焦,不會雨露均霑

 學術研究就像是一層一層的關卡,第一層可能是國家研究計畫,第二層是領域中的重要獎項,第三層可能就像諾貝爾獎,很多台大老師都到達了第一層,但怎麼透過資源的投資,讓老師有機會進入第二層、甚至第三層,這就是我正在思考的。

對於資源,我從來不是想著這個人分200萬、那個人分200萬,但每個人需要的其實都不只200萬;我會說:請你再努力一點,就可以有400萬、600萬,我不要雨露均霑,而是找出最有機會往上跳的那個人,就算會賭錯,但我願意冒這個風險,讓一個老師有機會從第一層上到第二層、第三層,從200萬變成拿到800萬、1000萬。

當然,我也會問院系所,你們是不是也願意拿出一樣對等的資源,一起來幫助這個老師?如果系所也願意,就算院系只出一小部分、我出一大部分也沒問題,但必須是所有人都支持同一個目標,才真正有價值。

很多人都說大學不應該一味追求國際排名。國際排名從來不是我的目標,但如果我們能把一些事情做好,國際排名也沒有理由會掉下來,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台大真正排名,應該是可以到全球前50名。

問:台大去年編纂第一本《USR報告書》,這也是您的競選政見,做這件事的意義何在?

答:大家會關心台大國際排名,說白了,台大就等於是台灣高教界的長子,許多人都對他有著高度期待。如果國際排名是學業成績表現,那在成績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應該做的,來回應社會對台大的期待?

這就是為何我這兩年,會力推台大完成第一本《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我想告訴社會,台大除了努力打國際盃,我們也做了很多對台灣社會的服務,例如偏鄉、部落、農業、環境,甚至還把力量延伸到海外。

發展多元價值,創造影響力

 如果有一天,我們走到海外,告訴別人台大是台灣最好的大學,但能說的,卻只有台大在哪個領域有多少篇高等級論文,我想社會多數人很難理解,台大到底為什麼值得被說是最好。

我當然希望台大能有很多高等級論文出現,但這不是我們唯一追求的數字,除了好的學術成就,我更希望台大是一個更有文藝氣氛、人文素養、關心社會的學校,台大有3萬2000人,不應該只有一種價值方向,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面向,創造台大影響力。

之前台大舉辦一場「未來大學高峰會」,會後我接到很多詢問,要怎麼在現有教育部的各種規範下,做到期待的未來願景?但如果我只是宣布台大要怎麼對抗現有法規限制,哪裡需要舉辦這樣集結校方、教授、學生的論壇?只要盤點教育部現有規定,就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能做。我希望給所有台大師生思考的,是從回顧大學教育的歷史脈絡,去思考社會變動過程下,社會需要的人才新樣貌。

對於台大,我不只定義它是怎麼樣的領導者(leader),更要去定義未來(future),台大要領導改變,而不是等變化發生,才跟著改變。

如果台大在社會變動過程中,毫無動靜,坐等別人改變完後再去抄別人,短期或許省力、有效率,但到了下一階段,台大就會被視為是一個次級的學校,而非引領者。

這就是我為何對於學術,願意投注資源去賭年輕學者和未知研究的可能;對於社會,我要關注大學社會責任,去理解這個社會的變化與需求,從變動和未知中,才會看見創新的可能;而創新,就是過去沒有,你能先做出來。我願意給這個空間、資源,種下「未來台大」的種子,在現有的制度和資源下,有機會長不一樣的花。

新聞來源: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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