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婕宇、邱楷淇、陳世軒、梁家柔、張倩怡
【專題記者林婕宇、邱楷淇、陳世軒、梁家柔、張倩怡綜合報導】一大早，回收場外熙熙攘攘，有人戴著斗笠推著推車，有人騎鐵馬載著重物，有人則是上班前騎機車順路過來，他們同樣都在這間回收場前停下，排隊將手上的紙箱及廢鐵等物品變賣為銅板。而場內的工作也不停歇，怪手在卡車與地面之間不斷來回，將一疊疊民眾丟棄的紙類抓進車廂準備運走。
一位穿梭在回收物與機器之間的身影，是經營者涂先生（化名），他最後停在機器前處理手中的廢鋁容器，「來，高砸扣（台語：90塊）」也一邊幫客人秤重算價錢。然而這樣看似日常的生活，還有多長？「我知道我們早晚會被淘汰， 我心裡是有底的」涂先生無奈說道，身後的機器持續轟隆作響，蓋過了他的聲音⋯⋯
老回收場遭勒令停業 民間回收業陷存亡危機
今年二月中，於台北市萬華區經營了50年的回收場「光耀五金行」，因違反1983年上路的《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而遭政府勒令停業。條例中明訂，回收場僅能設在農業區、工業區及保護用地，不得設置在住宅區，而涂先生所經營的回收場位於住宅區內因此正面臨同樣的風險。
該回收場早在1975年便已開業，目前是由第三代的涂先生掌門，「當時從南部上來很窮，會選擇落腳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便宜。」然而， 他口中的「在排水溝旁很便宜的土地」，經過40多年後的今日已被劃為第三種住宅區（註），讓涂先生一家子賴以為生的事業瞬間淪為非法。加上回收場旁邊正在進行都市更新，捷運站也在建設中，未來觀光人潮勢必會增加，「對我來講是困擾，」他也擔憂自己被檢舉，「要是人家來這邊吃個點心，然後順便打卡一下我就完蛋了。」
註：第三種住宅區是一種土地分區類別，為維護中等之居住環境，供設置各式住宅及一般零售業等使用。
「關掉我就沒飯吃啊！」吳阿姨（化名）邊説邊推著一車的回收物。吳阿姨的回收物主要從市場撿來，然後再走二十分鐘的路程來這裡變賣，雖然現在的回收價格比幾十年前低上許多，但為求溫飽，吳阿姨耐著辛勞也堅持每天撿回收物，「能撿十塊，就十塊啊！」吳阿姨直率說。除了業者擔憂回收場的未來，也有一群拾荒者不希望回收場關閉。
拾荒者通常以貧窮者或年長者佔多數，因為工作時間及地點彈性大，且入行門檻低，不需要一技之長也能從事，因此是許多都市貧困者迫不得已的工作選擇。今年已七十多歲的嚴阿姨（化名），當初因為得在家中照顧行動不便的丈夫，看準回收業的工時較為彈性才來從事，如今已做了20年回收業的他坦言：「我這個年齡再去打工，也沒人要了。」加上嚴阿姨不識字，要申請政府補助十分困難，因此每個月只能依靠做回收業的微薄收入生存。
北市過半回收場仍違法 狹縫生存難逃民怨
然而，同為六都的新北市與桃園市依據《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已允許經輔導的回收站設在住宅區，而高雄市更已納管住宅區內、未達1000平方公尺的小規模回收站，相較之下台北市政府的處理態度消極許多。
台北地狹人稠，不同區域的建築物主要用途各有差異，而每個使用區緊湊在一起容易互相影響，難以像其他縣市一樣放寬規定。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張學聖解釋，避免用途矛盾的建築物之間產生衝突，是劃分不同使用區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像是住宅區是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因此活動若是違背寧靜、安全、跟衛生問題就不被法令允許，而在人口密集的台北，回收場甚至緊鄰著住宅，大大影響周圍民眾的生活。
居住在回收場隔壁四十年的林小姐（化名）就認為自己的居住品質大受影響，「髒亂之外還有交通很亂，這裡經常會發生車禍。」由於此回收場旁邊就是大馬路，當回收的人較多並需要排隊時，裝滿回收物的推車經常會佔用道路，有些拾荒者甚至會無視紅綠燈或是逆向行駛，讓附近民眾深受困擾。
根據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今日台北市有約55%的回收場設址違法。然而，寬鬆的取締標準，使得目前社區中的回收場仍能在狹縫中生存。台北市環保局解釋，基於維護整潔環境立場，若屢次接獲民眾檢舉回收場周邊的環境衛生問題，且經多次輔導及依《廢棄物清理法》告發後，仍無法有效改善，才會將其移送台北市都市發展局，並依《臺北市各項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處理原則》勒令停業。
「雖然是非法使用，但仍可以在民眾之間的默契下運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鄭安廷説。現存的社區型回收場大多都設在人口老化、收入較低的老社區，區內不少老年人依靠拾荒維生，而周圍居民早已習慣回收場的存在，部分居民更會主動提供回收物給拾荒者，形成居民與回收場共融的現象。
民間回收業處理量能仍高 民團籲北市府重視與納管
當政府限縮回收場生存空間，也意味著拾荒者的工作和生活權益成了問題。不僅讓拾荒者難以溫飽，被忽視的工作權益，也使得本就處於弱勢的他們一再被社會邊緣化。
對都市而言，回收場有紓解垃圾量、提高回收物再利用的功能。「拾荒者跟回收場能做非常細緻的分類，讓這些回收物能夠好好地被再利用。」長期關注拾荒者議題的非營利團體五角拌指出，例如紙類若在前端就藉拾荒者人工分類、處理地越精細，那麼他們的回收、再利用率也會更高。
五角拌的議題研究者廖宏翊以光耀五金行為例，指出雖然清潔隊每月處理300噸的回收物，但民間回收產業鍊的處理量也能達到清潔隊的三分之一，可見貢獻不小。「如果台北市149家的回收業者通通收起來，台北市政府自己下來做，沒有足夠人力與器材，所以政府還是要放給民間做。」另外一家回收場老闆陳先生（化名）表示，如果民間回收場消失，政府的清潔隊恐難以消化台北市的回收物，造成可再利用的回收物淪為垃圾。「我們必須要重新檢視拾荒族群對環境、環保的貢獻。」廖宏翊認為，儘管拾荒族群是環境永續的關鍵，但他們還是不夠被重視。
「回收場和拾荒者是服務大眾、有公共利益價值的單位。」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林奕均認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民間回收業不公平。他表示，若台北市的農地、工廠有污染情形，政府會輔導他們使其合法化，反觀回收場卻只能面臨熄燈命運。
不符土地使用效益 回收場成都市化犧牲品
隨著老舊社區更新，回收場與都市景象格格不入，透過修法保護都市回收場顯然與趨勢有所牴觸。鄭安廷提到，都市回收場的經濟收益不被政府重視，規劃時易被忽略，「都市規劃不會處理到這麼小的東西，就像路邊擺個攤子來賣鹹水雞一樣，政府單位難以列管。」而談及土地劃分新增都市回收區的可能性，張學聖表示，土地分區需經過精密的計算與考察，新增劃分選項難度過高。從利益面來看，張學聖認為，為回收場新增都市回收區，會降低土地利用的價值，除非政府強勢介入，否則地主應無法接受，「所有人都拼命想把自己的土地從工業區變住宅區，住宅區變商業區。現在把土地變成資源回收區，土地價值就崩盤。」
回收場髒亂、惡臭的形象讓民眾退避三舍，政府的不作為也進一步導致回收場對環保態度更為消極，進入惡性循環。立委洪申翰辦公室長期關注都市回收場存廢議題，他點出，台北市並未針對回收場設立環保規範，回收場被取締時，政府也並未積極給予輔導，而是以退場處分。「一旦民眾檢舉就會被查掉，所以他們（回收業者）就抱持一種隨時要逃難的心情。」都市回收場不受法律規範，業者自然也不願花經費跟精力維護環境。對此，涂先生也無奈道：「惡法亦法嘛，我們只是存著僥倖的心。」
事實上，政府曾在2004年嘗試修法，提出回收場可設立在部分住宅區，但最後遭議會否決，胎死腹中。時隔近20年，針對是否有修法的可能性，記者致電至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僅得「不方便回答」的回應。「你沒有辦法阻擋都市開發，這是螳臂擋車。」鄭安廷認為，都市發展是必然過程，所以與其修法阻止回收場退場，思考該如何「安全下莊」才是目前應該關注的方向。
「如果回收場收掉，我也就失業了。」從事回收業的小七阿姨（化名）淡淡地說完，便駝著背將清空的推車推離回收場。隨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小，最終在都市盡頭消失成為一個黑點。都市難以阻攔的擴張與政府的忽視，讓這些第一線為民眾處理廢棄物的回收場，一步步被推往都市外圍。而當法律出現灰色地帶，各方也無法取得共識，民間回收業終將只能隨著都市的發展黯然退場嗎？
新聞來源：政大-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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