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怡忠 / 台北市
美國期中選舉結束，雖沒出現民主黨期待的藍色海嘯，共和黨在參院還增加席次，但失去眾院多數肯定是共和黨的失分，只是民主黨在參院也有失分，因此這是個兩黨都沒大輸大贏的選舉。
由於未來兩年美國將會出現分裂國會。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是建立在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相互制衡，不是內閣制的在野黨與執政黨的對立制衡關係。國會要能有效監督政府，最好是國會的控制權掌握在同一政黨手中，以目前分裂國會的狀況，特別是執政黨擁有可分享預算權力的參議院，民主黨對川普政府的制衡能力是要大打折扣的。這個情形如同2010期中選舉結果，當時共和黨一反2006年的窩囊處境，一舉增加六十多席而取得眾院多數，但參院席次無法增加到過半，導致之後是民主黨掌握行政權與參院，共和黨掌握眾院的情形。但從2011─2012我們看到共和黨對歐巴馬政府的監督能力依舊有限，而頻繁使用預算杯葛的結果，反使自己陷入造成美國政府停擺的動輒得咎處境，且2012年共和黨也無法以2010年眾院紅色海嘯的聲勢擊敗歐巴馬。
雖然共和黨在這次選舉算是有輸，但不是大輸，可是對川普個人來說是勝利。共和黨內國會的反川普議員多人退休，不少人在選舉時也往往沒有川普的加持。在某種程度來說，川普這次利用民主黨與傳言中的藍色浪潮這把刀，幫他清理掉不少共和黨內的反川普勢力，而其在協助競選加持參議員者也有多位當選（連任或是擊敗對手而新上任）。這個類似「借刀殺人」的手法使得川普在選後對共和黨的掌握力提升不少。共和黨在未來應會更傾向川普。
類似情形也發生民主黨上。外界以這次多位女性、少數族裔、出櫃同性戀人士的當選將這個選舉謂為進步價值的擴大。但如果觀察這些進步人士，或是代表進步價值勝選的候選人，多是在民主黨的鐵票區，在紫色（民主、共和黨支持比例接近）的選區當選者少。因此這個進步力量的擴大對民主黨的影響會比較大。這一方面意味著支持自由貿易經濟，集結在克林頓、希拉蕊等在民主黨過去三十年呼風喚雨的「第三條路新民主黨」勢力受到挫敗，2016選後桑德斯VS.希拉蕊的路線對立似乎出現偏向桑德斯的狀況，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民主黨會更倚賴90年代後出現的認同政治，而不是60年代民主黨的階級政治，以建立自己的政黨品牌與社會支持基礎。
有趣的是，當年認同政治的崛起，與90年代積極擁抱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新民主黨在民主黨內的抬頭有關。當時走出階級政治，正面擁抱資本主義自由貿易體制，與存在認同政治這個選項作為民主黨建立社會支持的工具有一定關係。只是這次選舉卻出現環繞認同政治的進步勢力，似有向桑德斯路線集中的趨勢，與克林頓、希拉蕊越走越遠。而這個現象也可能意味著傳統勞工階級現在似乎更願意支持川普。一個億萬富翁現在可以取代民主黨成為白人勞動階級的代言人，這個發展的確令人錯愕，但並不奇怪。
因此明年之後美國分裂國會內部的兩黨政治，會是親川普的共和黨VS.進步勢力當道的民主黨，政治光譜更為歧異而非趨同，達成共識的機會更低，其差距更甚於2011─2012期間的美國國會。在這麼高度對立的情形下，即使民主黨因分裂國會之故無法取得有效的監督權，但卻可以利用眾院頻繁發動調查與國會聽證等過程，對行政團隊形成一定程度的干擾。民主黨沒有一刀斃命的能耐，但還是能讓你流血不止。
所幸台灣與中國是這個對立的民主、共和兩黨少數可以有共識的議題之二。支持台灣與對中國強硬在國會是有高度共識的。但在這個一般性認知下，還是有些台美關係議題可能會出現變數。
首先，台美雙邊FTA的變數會增加，這與質疑自由貿易協定的進步力量在民主黨勢力大幅擴張有關。固然川普政府對於既有的多邊自由貿易協議有高度疑慮，但他對於雙邊協議或是有利於美國貿易條件的複邊協議是支持的。對前者來說，美國可以根據其規模經濟與實力談出一個對美國更有利的協議，後者則有川普政府完成號稱NAFTA 2.0的「美墨加協議」為例證。但民主黨進步勢力可能會對兩者都質疑。
其次，這次選舉台灣連線從170位議員下降到137位，走掉的33位議員中，12位是連任失敗所致，其他則從轉換跑道、或是退休等所在多有。連任失敗的議員中包括長期高分貝支持台灣的加州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Tyrone Rohrabacher，共和黨）等。雖然台灣不是爭議性議題，獲得兩黨支持的機會很高，但是新進議員多是對外交議題不熟悉者，像羅拉巴克這樣對台灣議題take ownership者更可說是少數。期待新進議員對台灣議題發言更是非常不容易。因此未來台灣的國會工作的挑戰在於如何讓新進議員熟悉台灣議題，甚至願意對此主動發言，以維繫台灣連線的能量，這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川普勢力在共和黨的擴大，也意味著保守派與基督福音教派對共和黨的影響力會更強。這個結合會使共和黨會更重視宗教自由議題。今年美國政府邀請台灣參與宗教自由會議，有美國政府資深官員出席。中國對維吾爾人、基督教等之迫害，會使保守派與川普政府在這個議題的著力度更大。這可能會是台美雙方之後在討論對中政策時的重要話題之一，特別是在副總統彭斯的對中政策演講把兩岸關係視為民主自由VS.獨裁專制的價值對決後，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就已被提升。這次選舉結果可能會讓這個議題更常被帶入台美政策的討論。而宗教自由大使的懸缺，可能也會有盡快補實的需求了。
如果有人對共和黨內部的保守勢力感到不自在，或是認為這只是共和黨主流以外的右翼極端團體，主張與其交往只會讓民主黨與台灣更遠。這次選舉結果會迫使大家重新思考這些主張的現實性合理性。
佛州與俄亥俄州等搖擺州的重要州長選舉被「川普共和黨」拿下，民主黨的眾院多數主要是來自清理掉加州等傳統民主黨有優勢地區內部存在的共和黨選舉飛地，反而在參院選舉上，民主黨失去的席次是來自2016年川普獲勝之州。由於美國總統的選舉人票制度，民主黨未因為拿到眾院多數而增加選舉人票（加州反正一定是民主黨），卻看到應屬傳統民主黨的州在2016投給川普後，復因川普之故使得其支持的參議員再度獲勝，導致民主黨失去席次。難怪有人認為選舉結果意味著川普在2020年的連任選舉已經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期待民主黨在2020年擊敗共和黨奪回執政權，可能會落空了。
另一方面，川普勢力擴大意味共和黨會更趨於保守，此時還因種種理由與共和黨內的保守派保持距離就顯得極為不智。同樣的道理，民主黨內進步勢力擴大，也意味著未來民主黨的主張可能會較為激進。進步勢力對民主黨在選後，是否會出現茶黨在2010後對共和黨的影響，甚至在2018年推出川普風潮般，帶出真正的進步價值代言人以代表民主黨呢？這個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因此與進步勢力的溝通也變得十分重要。但與進步勢力的交往是看未來的機會，與保守力量卻是尋求在現在的合作，時序的差異會導致操作方法與內容的不同。
此外，如果預期認同政治與族裔政治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兩黨的歧異與對立也會更為激烈，這使得2020選舉會呈現某種割喉戰的狀況。台灣族裔的身分是有機會因此取得政治發言權，兩黨也會對台裔選票更為重視。這些發展所提供的機會與挑戰，值得從事台美公共事務與台美關係者一個新的思考點。
作者為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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